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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间，北京正处于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时期。除了各军阀派系之间争夺大总统宝座之外，先后发生了北京政变、孙中山进北京及其病逝、“西山会议派”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和陈源等人的激烈论战……。这期间，沈从文曾在中山公园听过孙中山演讲，感受过因孙中山进京而出现的崭新热烈气氛；“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学生到处散布传单，沈从文曾跟着满街乱跑。可是政治斗争呈现的复杂形态，却又使得沈从文眼目迷乱。反军阀政府的政治力量中，成分极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斗争也十分激烈，却都一律在“革命”名义下进行活动，出现了庄严与猥亵的稀奇混和。这可把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弄糊涂了。他虽然充满兴奋地跑来跑去，却弄不明白谁左谁右。他对鲁迅和陈源之间的论战也感到迷惑不解。他知道，鲁迅支持的学生运动正是军阀政府的眼中钉，而《现代评论》也是国民党地下党员主持的刊物，也是反军阀政府的。既然大家都要“革命”，为什么还要相互斗争？——这种迷乱使得沈从文心里起了一种警觉，他担心卷入这场斗争，会将自己追求的“独立”失去。他相信自己追求的“文学革命”，需要的是一种沉默的努力，这与醉心于政治斗争是难以两全的。这时，北京大学学生也形成了许多集团和派别，一些相熟的人曾跑来动员沈从文参加。“老弟，不用写文章了。你真太不知道现实，尽作书呆子白日梦，梦想产生伟大作品，哪会有结果？不如加入我们一伙，有饭吃，有事作，将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什么都不难。”
“我并不是为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那为什么？难道当真喝西北风、晒太阳可以活下去？欠公寓伙食帐太多时，半夜才能回到住处，欠馆子饭帐三五元，就不能从门前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长远无出息的活下去？”“为了证实信仰和希望，我就能够。”
“信仰和希望，多动人的名词，可是也多空洞！你就呆呆地守住这个空洞名词拖下去、捱下去，以为世界有一天会忽然变好？老弟，世界上事不那么单纯，你所信仰希望的唯有革命方能达到。你出力参加，你将来就可以作委员、作部长，什么理想都可以慢慢实现。你不参加，那就只好做个投稿者，写三毛五一千字的小文章，过这种怪寒伧的日子。”“你说希望和信仰，只是些单纯空洞名词，对于我并不如此。它至少将证明一个人有坚信和宏愿，能为社会作出点切切实实的贡献。譬如科学……”
“不必向我演说，我可得要走了。我还有许多事情！四点钟还要出席同乡会，五点半出席恋爱自由讨论会，八点还要……老弟，你就依旧写你的杰作吧，我要走了。”①这个“乡下人”，对他所认定的东西，有一种难以改变的固执。１９２６年４月，冯玉祥部受直奉军阀排挤，撤离了北京。沈从文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事时，认识了一位姓赵的秘书。此人北大毕业，对沈从文十分关切。离开北京后，他随部去了甘肃，在省政府任秘书。他曾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邀他到甘肃一道共事，并寄来４０块钱作路费。沈从文回信谢绝了他的好意，同时将４０块路费退回。不久，甘肃发生回民事变，姓赵的秘书在这次事变中死去。这一年，随着南方北伐战争轰轰烈烈进行，燕京大学方面沈从文认识的许多朋友，如董秋斯，司徒乔等，也先后到了武汉。他们也写了信来，邀沈从文南下。沈从文终于也未成行。这时，他的作品已经较多地获得了发表的机会，他舍不得丢掉这个刚刚打下的基础。——沈从文正执着于他所追求的“文学革命”，以一种在旁人看来的傻劲，继续着他在文学道路上第一阶段的艰苦跋涉。
沈从文传……相濡以沫
相濡以沫
沈从文以不名一文的无名学子之身，在陌生的大都市熬过最初几个年头，终于没有如鲁迅所说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到底是一个奇迹。也许这是他个人的幸运——“遇到的好人实在太多”，却也证明了即便在那昏天黑地的污浊社会里，中国的国民性也并非完全堕入“酱缸”。当然，也决不能据此作出逆向的推论。沈从文的奇迹，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果，决不仅仅是他在生命途路上所获得的长辈、朋友的同情。沈从文不是同情与帮助的被动承受者，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获得周围朋辈激赏的生命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将“赐与”转变成一种人格平等的友谊。正如郁达夫与沈从文会面时所感受到的，沈从文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气质——憨劲十足，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生活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却虎虎有生气，竟能在有一顿没一顿情形中坚持学习。一听到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有这书出售的书摊边，装出买书神气，傍近卖书人聊天。人一熟，就坐在旁边小凳子上，将书看完。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穷困不是耻辱。当时北京风气，在学生圈子里，穷困正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会因此遭人耻笑。那时，沈从文大冬天穿一身单衫裤，不仅没有被朋友看不起，反而获得身体好的赞誉。况且，他终于脱离了家乡那支半匪半军队伍，挣脱了自己头上不同等级的压力，尝到了摆脱人身依附、获得个人、“自由”的禁果，没有屈辱感。即使遇到如同在香山的遭遇也能及时摆脱。更重要的是他拥有的那份奇特的人生经历，这是他的多数青年朋友所没有的。他们欣羡沈从文的这份财富，沈从文也从这种欣羡中，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优势。他是在朋友的相互依傍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走过了这一段不易想象的人生道路。
到北京后不久，沈从文去燕京大学访问董景天时，曾睡在董景天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景天作长夜之谈。两人天上地上谈了一整夜，谈得最多的还是沈从文。他向董景天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湘西种种民情风俗，在董景天面前展示了一个特异的世界，听得他倦意全失。由于通宵未眠，第二天白天，董景天就有些招架不住。可是到了晚上，董景天禁不住这种谈话的诱惑，两人又继续谈下去。就这样一连谈了三个晚上。这次夜谈改变了沈从文留给董景天的最初印象，对沈从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沈从文又一次让他吃惊。他想起沈从文第一次来燕大，自己带他去看电影的情景：……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命急忙忙抢到前面，选中前排一个座位坐下了，神气间还有几分得意。——这个“乡下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董景天见状，不禁发愣，他不解沈从文何以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座位当他默过神来，忍不住在肚子里面笑了起来。
没想到，在这个对都市生活缺乏常识、憨态可掬的山里人身上，竟藏着那样一个有血有肉、被细腻感觉到的人生世界。倘若终于有一天，他能将这感觉到的一切，艺术地组织成一个文学世界，不知会发生怎样的奇迹！最初，沈从文来找他时，他只是因田真一的关系，尽一个同学应尽的义务，而现在，他感觉在自己心里，正滋生着一种属于朋友才有的那种贴近与温情。
１９２５年５月，沈从文上了香山，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捣毁了庙里的彩塑神像，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临时宿舍，沈从文便是搬进去住的第一位活人。傍近香山半山亭的，除这座天王庙，还有一系列大大小小院落，泥菩萨被拆除后，尚无人居住。院前院后荒草野树之间，大白天也有狐兔不时出没。到夜里，周围更是空虚荒凉，令人想起蒲松龄《聊斋志异》里描述的情景。
有一天，陈翔鹤得知这一消息，竟独自骑了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成了沈从文的不速之客。
陈翔鹤是个城里长大的青年，平时读书，深受陶渊明、稽康等人影响，羡慕这些古人洒脱离俗的胸襟。从沈从文写来的信中，得知沈从文新居的情景，羡慕这个“洞天福地”；沈从文却是个来自偏陬之地的乡巴佬，对大都市一切正感到新鲜，虽然并不喜欢城市，也还没有厌恶城市，正以独住荒凉新居感到寂寞。虽然两人心境各异，这次会面却都各适其意。
陈翔鹤在山上一连住了三天。每天早晨，两人来到“双清”旁山溪沟里，用搪瓷缸将一线细流舀进脸盆，或是走５０级台阶，到半山腰小池塘旁石龙头口，挹取活泉水洗漱。到了吃饭时候，就由沈从文下山到慈幼院取来，常常是几个冷馒头、一碟子水疙瘩咸菜。另提一洋铁壶开水，供两人解渴。生活虽然简陋清苦，却难得环境清幽。周围古松的清香里，沁入双清荷花池飘来的荷花淡香，充满离世脱尘的野趣。两人的精神状态都极好。从沈从文住处出天王庙大门，走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香山著名的两株“听法松”旁，晚上，沈从文和陈翔鹤就坐在这两株名松旁的石头上，谈文学，谈人生，谈天说地，谈神仙狐怪，作那时的文学青年所能作的浪漫之梦。到了夜半，四下里一片静寂，冷冷的月光从松枝间筛下，星星点点洒在两人身上谈倦了。沈从文就从屋里抱来一面琵琶，用他刚学到手的蹩脚透顶技法，为陈翔鹤弹奏“梵王宫”曲子。——后来，沈从文再也记不起这面琵琶何所来又何所去，连同他那一手蹩脚的琵琶弹奏功夫，都一并丢到爪哇国去了。
这不过是沈从文与朋友交往的两个小插曲。只有他与胡也频、丁玲作为朋友一场的结识、交往，直至３０年代初期与二人的“死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