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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去寻同情与爱？”①——摆脱人生卑微处境和都市冷漠，获得人间温暖与人生平等的内心欲求溢于言表。曾有人说，这是一个穷家子急欲爬进上流社会的心理反映。话虽说得刻薄，却也源于同一现象。这种人生无所依凭的卑微感，必然生长出对社会的敌视：“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的一切，无有不是。”②其实，这正如同对处境优裕的人们的欣羡，同属未能获得社会确认的青年人极易产生的心态，也难以从中得出否定社会一切、具有彻底变革现实精神的结论一样。
甚至，就连这种极度卑微心理本身，也常常同时表现为强烈的自尊。在《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里，一方面，字里行间充满了遭遇屈辱与压抑的卑微感，另一方面，又同时流露出抗拒这种屈辱与压抑的桀傲不驯。自卑与自尊在这里实现着奇妙的统一。在更多的场合，由这种人生卑微感激发的内心痛苦，又透过往事与现实、故土与陌路、乡村与都市的对立表现出来。在占有一半比重的乡村题材作品虽，沈从文扯起了故乡风情绵绵不断的回忆，企图从往事中寻找由友谊和亲情构成的人间温暖与同情。即便在那些往事不堪回首的行伍生活里，似乎也渗透着一种甜蜜。这多数的往事回忆，与其说是沈从文在发掘蕴含其中的社会人生意义，或是着意反映另一个世界的真实（事件本身也确起真实的），不如说是一串连绵的情绪的珠子。那种脉脉温情的细流，恰恰是这个乡下人在都市人生里生活败北上的另一种心理反应形式。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一些在沈从文实际经历中难以想象的可怕人事，反倒一例充溢着某种天真妩媚的情趣。——实际人生在作者笔下作了陌生化的处理。这种感觉有时是极细腻的，并被置于同都市人生直接对比的框架之中。
至少有两年以上，我没有听到过鸡声了。乡下的鸡，则是民十时在沅州的三里坪农场听过。也许还有别种缘故吧，凡是鸡声，不问它是荒村午夜还是清晨白昼，总能给我一种极深的感动。
我到菜市场去玩时，看到那些小摊子下面竹罩里，的确也还有些活鲜鲜（能伸翅膀，能走动，能低头用嘴壳去清理翅子但不做声）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挤挤挨挨站着却没有做声。它们之所以不能叫，或者并不是不会叫，因为凡鸡都会叫，就是鸡婆也能“咯咯咯”，只能时时担惊受怕，想着那锋利的刀、沸滚的水，忧愁不堪，把叫的事都忘怀了吧！好比我们人，到忧愁无聊时，不是连讲话也不大愿开口了吗？
然而我还有不解者，北京的鸡，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难道别地方的鸡，就不是拿来让人宰割的？为什么别地方的鸡就有兴致引吭高歌呢？我于是觉得北京古怪。①
乡村雄鸡与都市公鸡，同样面临宰杀的威胁，在沈从文的感觉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状。它们是同一心理状态下两种不同情绪的象征。这“古怪”，是作者的感觉捣的鬼。
早期创作沿着乡村回忆与都市写实两条线索展开，已经透露出沈从文在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或者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相互参照中透视人生这一整体创作格局的萌芽。但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产物，不是也不可能被置于具哲学意味的理性之光的烛照之下，还没有形成属于成熟期的沈从文的两相比较。这种成熟的比较，不仅需要理性的成熟，还需要伴随理性成熟而来的那种“乡下人”在都市文化面前拥有的心理优势。因为成熟期形成的沈从文在对立与交流的格局中建造的艺术人生的整体构架，是少不了“乡下人”对自身精神优势的确认的。
然而此时，支配着这个“乡下人”的，却是在都市中因生活败北而产生的卑微感。他正“感到金钱和女人两方面的压迫”。①在叙写自己都市遭遇的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异性的强烈欲求，以及对自己在异性面前胆小怯懦性格的反省，这是沈从文坦率的内心独白。这些作品，真实地表露了主人公内心里的情欲冲动，几乎就是沈从文自己心理活动的模写。这并不奇怪，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不可能摆脱异性的诱惑，他逃不出自然法则的制约。《第二个狒狒》叙述他在剧场看戏，当“老爷”带了两个小玩物坐上前排，在他身边空座上填上两个“奇丽肉体”时，他禁不住想起《圣经·雅歌》里赞颂女王大腿“圆润好像美玉”、“颈项好像象牙台”的诗句，心里起了波浪。
迦密山只在他之前不过三寸间隔，但给了他欢喜也给了他忧愁：因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时时回过去，牵引他几回想伸手摩抚一次那莹然如玉的象牙台，苹果的香味，使他昏迷如痴。……这位不幸的少年，终于犯了许多心的罪孽，在巴特拉并水池的鉴照下，也成了一个卑劣东西了！②因这种对异性的欲求无法获得满足，这种“心的罪孽便屡屡发生，也常常因此翻爱为仇，将女人视为自己的‘敌人’”。因为“每一个少年女人擦身边过去时，却能同时把他的心带去一小片儿”。①这当然不是爱情，它只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他也感到这种本能冲动排泄造成自己的心理病态。“呵呵，这成什么事？我太无聊了！我病太深了！我灵魂当真非找人医治不可了！”
——灵与肉的冲突折磨着他的灵魂，肉欲驱迫他下地狱，他竟产生了用钱买欢的念头；理智又牵引他走出迷途，他自省到要摆脱纯粹情欲的纠缠，去寻找真正属于人的情爱：我所需要于人，是不加修饰的热情，是比普遍人一般要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我愿意我的友人脸相佳美，但愿她灵魂更美，远远超过她的外表。②重要之处似乎不在如何率真表现了作者对异性爱的欲求，也不在交织在这个乡下人身上的灵与肉的冲突，——这在郁达夫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力——而是在这种追求中，晃动着的那个心理自卑，性格怯懦的乡下人的身影。《老实人》《焕乎先生》等小说，就是对这种怯懦性格的自剖。《老实人》、中那位叫自宽的穷困学生，在公园里游荡时，见两位年轻漂亮女子，正在议论自己的小说，于是想入非非，企望能得其中一位做自己的妻子。内心的砍求驱使他与那女子攀谈，却反而弄巧成拙，被人视为疯子、流氓，引起警察干预，最后关进了派出所。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他预先就被感觉中女人可望不可即的“高贵”所慑服，自惭形秽，缺少那份必需的自信与勇气。这故事的某些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人物的心理真实却是作者自身的心理真实：“这汉人（可以说是无用的汉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么时节就离开他身体而消失到不可找寻的地方去了。”①自然，这些早期创作，在艺术上是幼稚的。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文学青年，——他没有由中学而大学以及出国留学那份福气——在一种不易想象的艰难处境里实行自我教育的“习作”，自不必责之过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②所谓“文字还掌握不住”，当然不只是形式与技巧问题。最主要的，是他尚无力向生活的深处开掘，刻划缺乏必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例如，偶然事变完全改变生命进程的人生现象，早就引起过沈从文的关注。这也许来源于他行伍中的好友，如文颐真、沈万林、陆埃热耍谝庀氩坏降脑帜阎锈唤崾松饫嗍录拇碳ぁ！冻醢四侨铡沸匆桓黾唇⑶椎南缦滦』镒樱煌环⒌拇蠓绱邓幕狙贡校弧妒哟沸鹗鲆桓錾蠲魉缘乃窒潞用闶保直皇炜ㄗ。罨畋锼馈Ｕ庑┡既皇卤浯吹娜松说亩溉蛔凼股虼游母锌灰选Ｋ实馗械搅似渲性毯诺娜松芾砗汀笆保蘖μ崛〕隼矗荒芨词稣庑┦录谋聿阆窒蟆薹ń宋锏谋缑酥糜谝恢帜诤罟愕娜松苎У闹蛘罩隆６淖值拇质柘允舅共簧泼栊矗幢隳承┫覆棵栊床蹲降绞孪蟮奶赜蟹缭希匆参蘖φ箍挥薪柚圃嗍兜纳罹橛敫惺芗右圆钩洌琳卟拍芨芯醯阶髡咚硐值姆缑踩啊�
尽管如此，这些作品仍以情感的真挚和天真的自然之趣，诞生了沈从文独有的风格，而这，正是《遥夜——五》获得林宰平的称赞，《市集》得到“志摩的欣赏”的原因。
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鱫e*oe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①
虽然，沈从文称这是使他“背膊发麻”的赞语，却也并非没有根据的吹嘘。
沈从文传……一个配角
一个配角
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７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