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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五年（公元１７２７年）至十三年（公元１７３５年），湘西的“改土归流”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②或因“徭税失平”③，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①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②。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③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④这就难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８７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１００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１００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２０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６府１３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西总督毕沅，率７省共１８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牵制清军１８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２２０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７００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了黄河。其后１００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２０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沈从文传……神尚未完全解体
神尚未完全解体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送“戏”宝下乡，遣王师与南方“蛮族”会猎于五溪。
但历史从没有给他们预约全胜。东汉马援兵进武陵，遭土著顽强抵抗，最终两败俱伤时，光武帝刘秀知“武陛蛮”不可征服，只好派司马吕种“以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①，双方订约休兵；南北朝时期，“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②；五代时楚王马希范与土司立约的铜柱上，不得不刻下“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③的承诺，宋元佑元年，鉴于湘西土著民族的不断反抗，只好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④；明代，为加强对湘西苗族的控制，在花垣、沪溪、凤凰等县境内，设立五寨与竿子坪长官司，却终因苗民处于优势，到清康熙年间失去控制，变成不受土司管辖的苗区；康熙年间征苗之役，清兵虽胜，却元气大衰，只好“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而苗讼仍从俗处分，不拘律例”。①乾嘉苗民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撤出大部营盘，采取措施限制汉族地主兼并土地，并归还部分苗民田地，不许再向苗寨派夫役，限制奸商剥削，在苗区开办学校，入学科举不准歧视苗人。
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蛮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几乎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无论周代时崇山的“荒服”，东汉马援南征的马革裹尸以还，宋以前在湘西所设郡县的“时设时废”，还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间，延续８００年的“土司”制（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由土家族首领担任，而在苗区，仍为“既无流官治理，又无土司管辖的‘生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称“合款”）。直到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到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央集权统治在这里更形松散。以田应诏——陈渠珍为首建立起来的湘西自治政府，既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若即若离，各县纷起的地方武装与各县政府也不相统属。这些地方武装既杀人抢物，绑票讹钱（其对象多为本地有钱财主或外来商人及行政官员），也保境安民，不许外来势力骚扰。蒋介石曾因此宣布湘西为“匪区”，国民党曾多次进兵湘西“剿匪”，俱遭败绩。
也许，湘西历史上发生的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合力，规定着湘西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基本走向。这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冲突，是那样轰轰烈烈，它牵动着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神经中枢，即使刻意粉饰的历代“正史”也留有它的显明痕迹。然而，在这每一次政治军事冲突之间，史籍留下的却是大片空白。在这空白里，应该填写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凡的人生哀乐，他们以特有的生存与创造方式，为自己、为子孙，同时也为历史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这些，却一例被历史所遗忘。正是这为历史所遗忘的部分，层积着湘西本土文化——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丰厚内涵。它在湘西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历史夹缝里得以延续。然而，帝王们的刀剑终于一点一点撬开了湘西封闭的闸门，随着“客民”越来越多地移居湘西——其来源为随历次征蛮之役进入湘西的汉人和兵士、及配湘西的囚犯及外来经商的商人等等，封建文化也逐渐向这块古老的土地渗透。到本世纪初叶，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湘西、外资及洋货如棉布、煤油等商品的输入，资本主义文化也随之输入。于是，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三股文化绳索交织，绞结出湘西特有的人生型范。可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交织在湘西的各个地方，并非按同样的比重实现的。不仅偏远的山寨，人口较为稠密的集镇，与作为交通口岸的沿河水码头，情形大不一样，苗族聚居区、土家族聚居区、汉族占优势的杂居区更是各自头上一片天，以至反映生命特性的文化背景无法用同一模式来描述。
这种不同形态文化的交织，几乎渗透到湘西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
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里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