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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６卷第２７、２８期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显然，《社会新闻》对沈从文作出了站在共产党立场、提倡普罗文学主张的裁决。在当时，这是一款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状”。针对《社会新闻》的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沈从文辩护。
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
施蛰存的辩词又引发了鲁迅的批评。７月５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了鲁迅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实，说明历代统治者是不准人“越俎代谋”的。而进言者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隔膜”。最后，鲁迅画龙点睛式地点明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①这“忠而获咎”者自然是指沈从文，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在《禁书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将国民党与政府加以区分，表示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不想说什么话”，只希望将被禁书籍提交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虽然也不免带几份天真，“忠”则未必，“帮闲”之讥实属太过。施蛰存从朋友安危出发作出的辩护，在当时环境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忠而获咎”角度辩护，也难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之嫌。
一年后，即１９３５年８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出版的各种刊物进行了综合评述，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间世》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从文问道：“２０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其次，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的现象。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想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相互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①这篇文章贯串了沈从文两个一贯的主张：其一，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游戏”，与时代要求不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现象而发的；其二，作家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讽与“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习气，而且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实际成绩。沈从文的批评对象包括了左翼文学刊物，由于未点明具体所指——这“争斗”是为着何事，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便难免过于模糊，模糊则易引起误解；或者其实也不会误解，因为对文坛上的论争，沈从文从来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作家能将精力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为此，沈从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注意。９月１２日，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的文章提出批评：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慢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①
上述三次涉及沈从文和鲁迅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都不在沈从文批评的对象本身该不该批评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学以“登龙”，陷友人以邀功，造谣言以攻讦的恶行；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文坛论争中往往出现的意气用事、相互间的辱骂与恐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鲁迅同样提出过激烈批评。他的《登龙术拾遗》、《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著名杂文就是明证。鲁迅和沈从文之间的分歧，显明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这种分歧与他们同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３０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局面。随后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更为典型的事件。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①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１９３７年初，《书人月刊》、《月报》转载了沈从文的文章，《大公报·文艺》也于２月２１日组织“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①
１９３７年春夏，“差不多”问题的讨论在北方达到高潮。参加讨论的作家几乎普遍承认文学创作中“差不多”现象的存在，认为沈从文说的是“老实话”，切中当前文学创作不能深入的时弊，形成差不多一致的看法。在南方，却引起不尽相同的反响。１９３７年７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关于“差不多”》，对沈从文的观点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从新文学２０年发展历史的“全体而观”，“矛盾中有发展，时至今日，不曾走过回头路”。而沈从文“单就现有的作品发议论”，“是把范围缩小了”。虽然，“所谓‘差不多’未尝不是现文坛现象之一”，但沈从文“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②“且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要不得”！③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①为了进一步澄清在文学与思想、与时代关系问题上产生的误解，１９３７年８月，沈从文又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文。
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都差不多的作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
他以对鲁迅的评价为例说：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伟大何在？都说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②
显然，沈从文并非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