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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革命大学１０个月的学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一切不离乎实践。
在北京解放后的三年中，由于报刊上完全消失了沈从文的踪影——既无作品发表，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有说沈从文因受折磨死去的，有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有说他被强制劳改的。为澄清谣言，回答海内外亲友的惦念，沈从文写道：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的一个报告。
此时，沈从文的工作已经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中央革命大学出来后，沈从文曾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有小车来接沈从文去北京饭店，说陈赓约他见面，并请他吃饭。
眼前的事实将沈从文猛然拉回到２０年前，耳边响起胡也频的声音：“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不想这个长达２０年的预约，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失效。想想２０年的人世变迁，沈从文不免起恍若隔世之感。
一见面，陈赓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遭遇。２０年代，陈赓曾流落到湖南衡阳。正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知何以为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姓曾的湘西人。其时，此人在衡阳当铁路局长。见陈赓处境狼狈，旋即慷慨解囊，送给陈赓３０块找作路费，介绍他去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几十年来，陈赓一直感念着这位湘西人。２０年前约沈从文见面，２０年后仍不忘践约，沈从文知道，爱屋及乌，这是眼前这位开国名将一份感念之情的替代性的寄托。然而，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随后，陈赓关心地询问了沈从文目前的情况。得知沈从文己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陈赓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末了，陈赓拿来一些旧画和其它文物，请沈从文鉴别。其中，一个出自土司的翡翠，为无价之宝。
这次会见，给了沈从文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陈赓的话也使沈从文恍然若悟：过去一时将自己当反动派看待，显然不是上面的示意，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历史的一时误解与历史的真实目的之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政策本身，不可免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能统一处，又使他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担忧。
沈从文传……艰难的选择
艰难的选择
当革命大学那位解放军班长请示回来，答复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的时候，沈从文无言以对。
这答复无意中刺中了沈从文的痛处。——写文章，写文章，可是我怎么写下去？如果放弃写作，我又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沈从文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选择，与他２０岁时在保靖的那次抉择有着许多不同处。当年面对的是获得权力与寻求知识，人身依附与人生独立的选择，虽然也有犹疑，有权衡，然而觉醒的生命带来的是义无反顾的决断、放下权力，去寻求知识，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现在面临的自然是不同了——背景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与从前的两样，性质虽不如最初的人生选择那般严重，择取却远比那次为难。——他无法断然决然割断与文学创作的牵连，因为那是注入自己全部生命的事业，早已感到那是“终其一生，无从更改”的。在那上面，有自己２０多年的心血凝注。现在要最终割弃，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虽然这痛苦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既非有人不准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他一定要写什么，不写什么，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心矛盾。惟其来自自身，其痛苦更甚。
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虽然在那份自我检查里，提到学习中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重新认识，但要在创作中实际体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
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只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可是，真要改行，对沈从文来说，远不是一般所能想像的那么容易。改行意味着什么？原有的半生经营的事业基础全部报废。新的选择无论是什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已经是５０岁的人了。如果新的选择不只是仅仅获取一个颐养天年的职业，而是用以继续实证生命所能达到的传奇——在沈从文的深心里，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潜能的人生必需，那么，５０岁实在是一个太过严峻的年龄。
——沈从文陷入了自己作成的两难之境。好在最终的决断还不需要立时作出。离开革命大学后随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延缓了这一选择过程。
先是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沈从文凭着他原有的文物鉴别知识，到处跑去为博物馆买文物。及至从四川土改回京后，他又被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随军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里出入。当时北京共有古董店１２０个，沈从文亲自参与检查的，就有８９个，成百万的古代文化珍品从他手中经过。想起３０年前刚到北京时，自己在这些古董店门前徘徊不敢进门的往事，沈从文心里不免产生出许多感慨，感慨中也慢慢生出一种憬悟：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古代文物原不可分。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远不是自这时起。它可以一直追溯到１９２１至１９２２年沈从文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的时候。刚到北京时，琉璃厂、天桥、廊房头、二、三条，各处跑去欣赏古董店和地摊出售的文物，几乎成了他日常必修的功课。到３０年代，他的生活终于从贫困中解脱后，便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在他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写给张兆和的小说《主妇》里，依稀可见他当时收罗文物的情形：……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个朋友。
朋友正把五斗橱上一对羊脂玉盒子挪开，把一个青花盘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赞美食子，又像是赞美她：“宝贝，你真好！你累了吗？一定累极了。”
她笑着，话在心里，“你一定比我更累，因为我看你把那个盘子搬了五次六次。”
“宝贝，今天我们算是结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我看你今天简直是同瓷器结婚，一时叫我宝贝，一时又叫那盘子罐子做宝贝。”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的事情，并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你说什么？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说错了话，赶忙补充说道：“我说盘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于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终于得到。宝贝，你真想不到几年来你折磨我成什么样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说：“我以为你真正爱的，能给你幸福的，还是那些容易破碎的东西。”①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从广泛的欣赏逐渐转向专门的搜集。在北京时专收瓷器，还在外国人之前，他就注意到了青花瓷的价值；在云南期间，专门收集耿马漆盒，后来又转向搜集锦缎丝绸。抗战胜利返回北平后，他与朱光潜同住一个院子，他对朱光潜说，“趁二位太太没来，赶快买东西”。及至二位夫人回到北京，两人仍变着法子买各种便宜的文物。１９４７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他家里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
在那座四合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出外看古董，也无伤大雅的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了，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陪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
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的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①
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铜器，后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