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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将搞清“实事”称为“关键”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表面上，没有人不同意“实事求是”，但实际工作中却并非如此。“左”的影响根深蒂固，还在桎锢着很多人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坚持“左”的错误思想，从教条和主观愿望出发，只看到有利条件，对国情国力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受到压制。1977年，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张劲夫反映党组讨论意见，认为财政困难不小，主张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困难要充分认识够，需要进行调整，却受到批评。1978年是拉长基建战线的一年，当年追加投资100亿元，其中第四季度追加 48亿元，财政部说明中央财政要出赤字，战线拉得太长，不宜再追加了，领导上不同意。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但因有的干部很不好说话，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样一来，实事求是只停留在表面上、口号上。因此，陈云强调搞清“实事”是关键，就是要求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这项原则。
50年代陈云就曾说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但是，此后的经济工作却一再无视“实事”而一味“大干快上”、“积极平衡”。“大跃进”盲目冒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误认为粮食不但过了关，而且多到不得了。1962年反“黑暗风”，也是因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存在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形势完全作了错误的估计，并将这种错误估计贯穿于政治、经济工作的全局。
而“文化大革命”后搞“洋跃进”，同样没有将“实事”搞清楚。
弄清事实的方法是什么？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要“交换、比较。反复”。“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二是前后的比较……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
这么多年过去，陈云再次提出弄清“实事”是实事求是关键，方法是“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当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过去经验教训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升华。在经历了“左”的错误几十年的干扰后，广大干部群众对“左”的错误有了切肤之痛，而经济工作又面临开创新的局面的紧要关头，陈云再次强调这一原则和方法，对总结和纠正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有着重大的意义。
陈云如此强调的“实事”，当时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陈云在发言中谈到了过去一直讳莫如深的经济工作的一些矛盾，如：粮食问题上对农村压力太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建国快30年了，还有讨饭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紧张；工业引进项目没有循序渐进，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各省市机动财力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安排规模过大，造成材料供应紧张，等等。
既然陈云指出的矛盾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新的跃进”的条件并不存在，最紧迫任务的任务应该是调整。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为此，陈云提出经济工作的五点意见：
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
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第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缺口。
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陈云过去因为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追求可靠发展速度一再受到批评，被看作“右倾保守”。但是他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没有轻易给当时的经济工作戴帽子，而是实事求
是地指出问题，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方针和具体政策上的意见。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当时的“洋跃进”显然是只求积极不管“稳妥”。
虽然陈云发言中谈到了当时财政体制准备进行的改革，谈到了旅游部门加快发展的计划。但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重点，是针对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进行纠正。陈云提出的实事求是、弄清“实事”等意见，使一些领导干部从过热的气氛中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经济工作冒进的问题。这些意见，与其他老干部反对经济工作“左”倾冒进的意见一道，汇成了总结纠正经济工作“左”倾错误的先声。
12月18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于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会议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案件平反，确定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至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允许购过头粮。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一书记，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第三部分 忍辱负重谋大局第20节 亲自抓宝钢问题
重新主持财经工作就提出要调整，抓住宝钢上下马的难题
深入调查“解剖麻雀”，遏制冒进势头
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
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很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这个提议。
3月13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后，第二天，陈云起草了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第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第四，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第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至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第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议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发言，表示完全支持陈云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说，中心的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这次调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很大的决心是搞不成的。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能够干成。这次提三年调整非常好。邓小平还说，陈云提出2000年搞8000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了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钢多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精密的东西多，用的材料就少。钢铁工业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把钢的指标压下来，把包袱卸下来，就可以有力量去搞别的东西了。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搞得好，8000万吨钢，并不一定比2亿吨质量差，品种、规格少的钢的作用小。
1979年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