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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再不必矜持了他觉着睡着了的妻子是比任何时候都可爱
待到她睁开眼睛，已是满屋阴霾，风凉飕飕地从竹帘的缝隙里钻进来。她扯过一床毛毯，将自己裹住，身上懒懒的酸痛，却十分熨帖。她听见有沙沙的雨声，知道是下雨了。可是下再大的雨她也不怕了，她到家了呀！她这时方觉得家挺好，确是个安全的宿地。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屋里越来越暗，可她知道这不是夜晚，所以不必害怕。雨点沙沙地落在阳台上，竹帘里漏进一丝微弱的天光，落在梳妆桌的镜子上，发出幽光。她昏昏地半合着眼，觉着床像一只摇篮似的轻轻晃荡，催她入眠。她完全合上眼之前最后一个视觉是，一片黄色的树叶从竹帘外飘了过去，竹帘正在那一瞬亮了一下，也许是天上的乌云闪开了一瞬。
等到丈夫回到家，看见小别的妻子恬静地睡着，他满心地想唤醒她，将这十多天里积累了许多的事情与她交谈，可他又不忍。因他觉着睡着了的妻子是比任何时候都可爱的，再说他是长久长久地没有见过她这样恬静的睡容了。他便开始蹑着手脚烧饭。她是被一阵饭的焦香熏醒的。她睁开眼睛，看见丈夫在笨拙地剥一只洋葱，心里有些感动，暗暗发誓，再不发脾气，再不唠叨，一定要平心静气，一定要温存和平，犹如她在山上的时候。山是那么遥不可及，她在记忆里搜寻着山，却搜寻不到，只有湿漉漉的雾气。有一双眼睛穿过雾气注视着她，她决不能叫这双眼睛失望，觉得不认识她了，觉得认错她了，她要好好地保护着她留在这双眼睛里的影像。
这是一个温柔缱绻的夜晚，细雨没有间歇地在窗外沙沙着，收拾干净的房间被吸顶灯乳白色的光环照耀着，格外地宁静。没有人来敲门，只有风，有时吱吱地推着门，电视里正转播着女排的球赛，紧张地衬托着室内和缓轻松的气氛。她与他徐徐地讲着庐山的所见所闻，心里同步地放映着与他同在的情景，他是那么自然地浮现，不用费力，浮现得又是那么不多不少淡淡泊泊的一层，不致打扰了这时候的和谐的心情。丈夫不时插嘴告诉一些近日家内家外的琐闻琐事，五斗橱上的时钟嚓嚓地走着，煤气灶上的水嘶地吐了一口气，他便走出去灌水。水咕噜噜地灌进水瓶，然后他又从厕所拿出拖把拖去溢在地上的水迹。等他忙完这一切，再走回来，坐在床头的藤椅上，与躺在床上的她继续聊着闲话，全是闲得不能再闲的闲话了，没有一点儿有意义的、须铭记的，可却织成了一个和平而愉快的夜晚。丈夫心满意足地上了床，拉灭了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一夜晚，他们其实是有三个人相守着，是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他们都将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地在一起和平相处着，不会有风波与纠纷，所有的风波与纠纷全因了那第三个人的隐身的在场而烟消云灭。丈夫只是隐隐地有些奇怪，妻子突然变得平和了，可是他愿意妻子有这样的好性子，怀着一种侥幸似的心理，享用着妻子的好性子，别的，他不愿去多想了。
第二天，她踩着一地的秋叶去上班了，他好像随着她也去上班了，他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了她，连一片落叶从她额前滑下也没有放过。她的手，她的脚，她的额，她的颊，时时处处地感受到他目光的照拂，他的目光犹如和阳光同在，合成了一束，穿透了一切，即使被乌云遮住的时候，也化作了天光，漫了下来，披了她一身。到了夜晚，就如太阳将光芒寄托给月亮一样寄托了他的目光，无论阴晴圆缺，总不会伸手不见五指。只要世界尚有一丝光明，那便是他的目光的照拂。就这样，她欢欣鼓舞地踩着一地的秋叶去上班了。两边的梧桐树在她头顶牵起手来，枝叶有些凋零，袒露出俊秀而苍劲的骨节。蓝天在纵横交错的枝叶后面，斑斑驳驳地闪烁，她好比走在了一条彩穹画壁的长廊。她怀着新鲜好奇的目光左右顾盼，马路对面，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抱了一个孩子，孩子唱歌似的啼哭道：“我不要去托儿所，我不要去托儿所！”妈妈絮絮叨叨地劝说。哭声在母与子身后的阳光斑斓的道路上留了很久，嘤嘤地响着。她看见了前方，像一艘轮船一样的四层的楼房，奶黄色的墙壁上爬了一些水迹，暗影似的。秋天极清澄的阳光洗着它，它的污迹退去了，它竟那么新鲜明亮，舷窗般的圆形的窗户灼灼地反射着阳光，犹如一列雪亮的镜子。绿色的围栏里有一盆美人蕉，开了鲜红的花朵。她在楼前停了一下，眯起眼看着这幢她进出了有十个年头的楼房，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它似的，然后她在心里说了声：“我到了。”便走上台阶。
这一路上，她一直在心里自说自话着，悄声细语地，她不能让布满了她周围的他太冷落了，她要与他聊些什么，才不致辜负他对她的目光。大楼里很静，她晚到了半个小时，她是有心晚到半个小时的，她有心无心地希望能有个小小的欢迎的场面，至少，也应使大家注意到她的归来。她归来了，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很久很久之后归来了，她终于回来了。她轻轻地走上楼梯，心跳了，手心微微地发凉，她觉得她是很远很远，很久很久地回来了。她扶着光滑的扶手，扶手上有一些水迹，她将水迹抹去了，扶手被她的手推后，她像是自己升上了楼梯。她听见门里有脚步声，却没有走出门外，只是在门里响着。她走完楼梯，走进了宽阔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难得的宁静，全部的人都在，全部的人都在伏案工作，工作得这么专心，这么投入，鸟在窗外叫着。她不知该怎么宣布自己的到来，她却看见了正对着她所站立的门口，是几级台阶，台阶通向主编办公室。当时，副主编就是站在这级台阶上对她说，有一个笔会，在庐山召开，你去一趟吧！她的心悠了一下，好比小船在水里失了舵似的，然后又稳住了。她压着心跳，走进了两步，这时便有人抬起头，是小张，却是背对着她，抬头是与对面的老李说话，等老李抬起头来，才看见了迎面走进的她。老李站了起来，说道：“你回来啦！”然后，小张回过头来了，阳光辉煌的南窗下的老王，也站了起来，大家都回过头来，纷纷朝她点头，微笑，说：“你回来啦！”接着，小谢从北窗底下跑出来，向她问道：“你到哪里去了呀？”她惊异地望了小谢一眼，不明白她的意思，这时，便有两三个人一起告诉她，她是去庐山参加个会议回来了，小谢恍然大悟，说以为她是病假了呢！她方才想起，她走时，小谢正做了人流手术，在家休养。她忽觉得扫兴起来，勉强应酬着走到那扇灿烂的窗下的自己的座位面前，桌子上很干净，老王每天都顺手给她擦上一把，走时没看完的一叠稿子放在中间，最上面的一篇揭开着，揭到第十二页，是用碳素墨水写得浓浓黑黑、方方正正的一种字体，摸上去，上面有一些粒粒屑屑极细极薄的灰尘。她听见大家在说：“好快啊，真正是一眨眼的工夫。”一阵骚动之后又回复了平静，各自埋头工作。只有老王还在轻声对她说，这些日子里，有谁来找过，有谁来过电话，他又是如何一一地做了答复与问讯，并且都记录在当日的日历上了。她道着谢，便去翻台历，一边在圈椅上坐了下来，圈椅也被老王揩拭得干干净净，她没有顾虑地坐了下去。朝后翻着日历，老王将当日的来人来电都记录在上，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她翻到了她走那日的那页日历上，上面有她用铅笔写的字：去庐山——不知道为什么要画一个破折号。她手里捏了薄薄的几页日历，心想，这便是全部了，还有那页稿面上的一点儿灰尘，这就是这十日的全部了。她满腹惆怅，慢慢地将日历一页一页翻回去了。老王早已埋下头看稿了，一手拿着一枝圆珠笔，一手扶着一杯茶，茶装在一个套了玻璃丝套的玻璃瓶里，没盖，袅袅地升着热气。她翻完了日历，便去拉右边的抽屉，她知道她不在的日子里，收发总是将信放在右边第一个抽屉里的。抽屉里果然有一摞信。她慢慢地拆开，一封一封地看。有一只苍蝇在玻璃窗的外面爬，它的细细的茸茸的却有着亿万只肮脏的细菌的脚神奇地攀附着光滑的玻璃。发出吱吱的声响，好像有一把极细极细的锯子在划着玻璃。老王轻轻站了起来，走到墙角热水瓶跟前往玻璃瓶里添水。苍蝇后面，是从很远的西北地方移来的一棵高大的泡桐，透过泡桐已经稀疏了的叶子，隔壁院落里那一幢红砖小洋房墙上的爬墙虎有点儿苍黄了，半圆形的阳台的铁栏杆上，晾了一床小花被，尖顶的顶楼开着窗户，窗户里露出半个身影，像是个女孩儿，似乎穿着蓝色的背带裙，低着头长久地不动一动，好像在看一本书。邮递员在院子的铁门外没有声音地叫着，然后有个女人匆匆穿过院子去开了门，邮递员便走进院子，站在院子中央，昂起头，依然没有声音地叫着。那顶楼上的身影依然不动一动。
她将所有的信都看完了，心里便像脱了底似的，一下子变得虚无起来。她知道自己在等他的信，虽然她很知道他决不会这样快就有信来。她觉着很累，而且灰心，靠在椅背上，默默地计算着他回家的途中需多少时间，从他的地方到她的地方，一封信尚需多少时间，算过之后，心里稍稍宽解了一些，却再提不起精神来。她懒懒的，觉得有些黯淡。早上那股子新鲜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他陡地远去了，他的注视模糊了，失了他的照拂与督促，她便有些消沉。工间操的音乐响了，人们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纷纷走动着，椅子在打蜡地板上滑来滑去，就有几个人走到她身边，向她问这问那。她压抑着不耐烦的情绪，努力使自己振作，描述着庐山的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