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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冒着猛烈的炮火冲进，敌军防守不住，被杀伤及跳水淹死的不计其数，浮桥随即被烧断。
攻浮桥不克，是施琅成为郑成功部将以后首次遭受的重大挫败。尽管此桥易守难攻，但毕竟被郑成功强令攻下。施琅也许自有辩解，但指挥不力的确难辞其咎。但郑成功的态度是施琅所难以接受的。所传之令中所言“尚欲图大”，显然是指施琅针对郑军开展抗清武装斗争所提出的宏大设想和建议，郑成功宣布“退却者，不论总镇官兵，立即枭示。”明确划定了惩罚的范围包括“总兵”，可见郑成功的这道命令的矛头指向，其语气中对施琅的轻蔑和嘲讽也显露无遗。这一点势必严重伤害骄傲的施琅。令其羞愧之余，心生怨怼。转而迁怒于陈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陈斌身材魁伟，勇猛过人，是一员骁将，颇受郑成功重用。他于顺治六年（1649年）加入郑军，在短短的时间里立下了诸多战功。如顺治七年的正月，他率领郑军攻打狮头寨，寨中首领听闻陈斌率部来攻，吓得心惊胆战，不敢与之交战，哀求陈斌饶其性命，情愿率部投降；同年四月，在迎击郝尚久的战斗中，陈斌更显其勇猛过人，武艺超群，他提刀跃马，冲入敌阵中奋勇砍杀，锐不可当，杀得郝部四散奔逃，并生擒郝之中军陈禄。另外，从所献攻潮州的计策来看，他还是一位具有谋略的将领，并非匹夫之勇。像陈斌这种勇力过人且又受郑成功重用之人，难免与孤高自傲的施琅产生摩擦和矛盾。《先王实录》记载，陈斌曾放言：“彼恃兵力，吾兵足与敌；若彼手段，虽兄弟，吾只手揉躏之。”口气如此狂妄，足见其日常为人。施琅又岂能忍受他人的轻视，故平素时常是“针尖对麦芒”。在攻潮州一役中，素负谋略过人之名的施琅未陈善策，反倒是计出于陈斌，且又得到郑成功的采纳，更让施琅气恼的是，他挥军攻桥不下，受到郑成功的当众奚落，威信受损，脸面无光。施琅受此咎责，认为究其根源与陈斌所献之攻潮策略密切相关。以施琅的性格，自是迁怒于陈斌。一方面与陈之间冲突升级，另一方面，不时在郑成功面前数落陈斌的种种不是。郑成功本就对其有所不满，故对其言不予以理睬，却也未对陈斌加以安抚。而陈斌听闻施琅常在郑成功面前诉说其所作所为，遂心生疑惧，担心郑成功因袒护施琅而加害于己，遂趁郑成功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勤王的混乱局面率部潜逃。
陈斌临阵脱逃一事发生在潮州之战数月后。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攻入桂林，永历政权的兵部尚书瞿式耜被捕，随即被杀。永历帝狼狈逃至南宁，谕令郑成功驰援。郑成功闻令而行，闰十一月，率军驻扎潮阳，命令各镇官兵整装上船，准备南下勤王。就在全军上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南下勤王的各项准备之时，后劲镇陈斌却率兵逃亡了。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时施琅兄弟俱握兵权，每有拔（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惟后劲镇陈斌每与之抗。郎知之，亦让之，但每诉于藩，斌有戒心，至是率兵而逃，密启一禀，陈所逃缘由，藩心含之。”
郑成功知悉陈斌逃离之因由后，既为因陈斌率部离去打乱了军事部署，不得不推迟南下计划而恼怒，又为失去一员大将而痛心，于是自然将责任归咎于施琅，从而心生怨恨。据江日升《台湾外纪》中所载：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郑军南下勤王至潮阳，“时施琅与陈斌不睦，成功因未进师。”难怪郑成功对施琅要“心含之”。如果说施琅之前对郑成功“掠粤之惠、潮以佐饷”的方法以“正言阻之” ，尚还仅仅是引起郑成功的不满的话，潮州之役施琅攻浮桥不克，郑成功也只是敲山震虎，压制一下施琅的狂傲气焰，那么，陈斌出逃事件则使郑成功对施琅产生了猜忌，有了戒惧心理。陈斌临逃时，曾“密启一禀”给郑成功，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陈斌在信中定然备陈处境艰难，出走实属无奈之举：施琅兄弟仗势欺人，与自己势同水火，自家性命堪虞；他们手握重兵，势力坐大，连藩王大人也不放在眼里，久之必然作乱，还望主帅保重云云。郑成功读罢此信，自然会产生联想，施琅既可欺凌同为重要将领的陈斌，逼其出逃，现在他对自己的一些做法也已颇有微辞，那以后会不会在其兵权更重之时，威胁到我的头上呢？陈斌的出逃，使郑成功对施琅产生了戒备，怨恨和猜忌之心日重，只是隐忍未发罢了。
纵观陈斌率兵出逃事件，施琅恃才傲物、气量狭小，浮桥不克迁怒于陈斌，与陈斌发生冲突，是原因之一。在这件事情上，施琅自尊自负的性格已影响到郑军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事。而陈斌既不满于施琅的跋扈，本应诉诸于郑成功，以减缓二人之间的矛盾，但他却狂妄自大，吹嘘自己兵力雄厚、武艺高强，单凭一只手足以打败施琅兄弟，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对两人之间矛盾的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在未探明郑成功的态度的情况下，临阵而逃，陷施琅于被动。显然此举已经超越了一般个人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在整个事件中，最为令人费解的是主帅郑成功的态度。首先，郑成功性格刚毅，向来以治军严厉而著称，施琅管左先锋镇，陈斌率后劲镇，均是郑军中勇猛善战的高级将领，每一场战斗都需要他们带兵拼杀，郑成功怎会放任施、陈之间矛盾加剧，而不加以制止呢？是未予足够的重视，还是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抑或坐山观虎斗？
尽管事件发生时郑成功似未苛责施琅，但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陈斌出逃的后果对施琅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
就在郑成功对施琅含恨之时，施琅却不知收敛锋芒，不懂韬光养晦，在战略方针上又与郑成功分歧，再次触怒郑成功，让郑成功借机解除了他的兵权。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3）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正月，位于两广的南明政权遭到清军的围剿，处境危险。郑成功遂留郑芝莞镇守厦门，自己亲率大军南下，准备全力营救，同时也打算在相对富庶的南粤一带征收粮饷。当郑成功领军到达广东南澳时，郑鸿逵也引兵来会，两人议定让郑鸿逵回厦门，协助郑芝莞镇守根据地，其部众交由郑成功统一指挥，攻打潮州、惠州，以实施“勤王”计划。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得悉其计划后，寻机劝谏郑成功放弃南下计划。《先王实录》中记载，陈豹入见郑成功，说：“藩主统师勤王，先帝在天之灵，实鉴贶之。但闻二酋已破广州，杜永和入琼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佐根本，亦难舍也。不如将此南澳地方，听藩主驻节，居中调度，豹愿前驱，督同各镇南下，诣会王师，俟有信，请藩亲行未晚也。”应该说陈豹的建议具有合理性，但却遭到拒绝。郑成功表示：“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吊师，即使越山逾海，义当趋赴岂暇谋及身家？”从郑成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亦知南下勤王计划难以成功，因为“二酋 已破广州”，他深知此去不是“或恐不遇”永历帝，而是必定不遇，但郑成功强调的却是“我家世受先帝厚恩”，足见其执意南下的原因是为报君恩。不过，郑成功虽未采纳陈豹建议，但也没有责罚陈豹，反而称赞其进言是效忠。
郑成功这种不顾危险、执意南下的做法，为左先锋施琅所竭力反对。施琅对南下的不利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见陈豹直言劝谏未果，于是采取了委婉的方式向郑成功进言，假借“托梦”劝说郑成功放弃南下勤王之举。据《先王实录》中记载，顺治八年“正月初四日，藩驾至南澳。左先锋施琅入告曰：‘勤王臣子职分，但郎昨夜得一梦，甚然不利，乞复细思。’藩知来意，心含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其后营万礼吊入戎旗亲随协将。施琅带陈埙、郑文星等俱回中佐。”阮旻锡在《海上见闻录》、夏琳在《闽海纪要》对此事亦作了同样的记载。由此看来，施琅假借托梦的方式劝谏郑成功放弃南下计划，因而冒犯了郑成功。郑成功对施琅的反感情绪久蓄于心，对于他的再度冒犯怒不可遏，借口施琅托梦劝阻南下是心存胆怯，临阵闪避，所说的话有动摇军心之嫌，阻碍了自己的战略部署，于是立即解除施琅的先锋之职，摘去左先锋印，将其遣回厦门。
其实，施琅的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永历政权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先天不足。永历帝庸碌无能，在抗清活动中只知不停地逃命，人称“走天子”。自政权建立几年来，就在两广之间奔来逃去，实为流亡政府。施琅心下早已认定，依靠这种人建立起来的政权根本不可能恢复明朝江山，也是不值得去拯救的。事实上，江山之于永历帝，不过是个吃饭的饭碗而已。至顺治八年（1651年）春，清朝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陆续平定了原来广东群雄林立、各自占山为王的混乱局面，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也被定南王孔有德占领，形势更为严峻。永历帝局促于南宁，朝不保夕。其实不需要深谋远虑，施琅仅凭一般经验就不难看到，郑军海师距离永历朝廷的行宫遥远，如果郑成功定要前去勤王，就必须同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定南王孔有德这三藩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而要想同陆上雄兵清军作战，收复失地，就必须依靠步兵和骑兵。而东南沿海缺少马匹，郑成功在组建骑兵时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也是后来郑军在同清兵作战中往往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郑成功的舟师虽可称雄于海上，但陆战较弱是郑军的软肋，征取粮饷又必需占领较大的地盘，且耗费的时间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