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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也不是为了警示，而是有意排斥。无论施琅怎样表现，重获郑成功信任与重用已无可能了。
厦门失守事件处理完毕后，郑成功即移师于金门的后埔，扎营操练。然而，作为曾是郑成功部将中深谙水师之道、最懂军事训练，并曾教授郑军各种战阵战术的施琅，却并没有跟随前往。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先时琅在南澳，假不勤王，请兵任苏茂代将，意班回日，必复归管也。至是藩不与，又拔其原副将万礼为镇，已令闲住，即有愠色，因启为僧，以揣藩意。藩谕令再募兵，许受前锋镇，琅不报，竟自削发，不赴见，藩心衔之。”夏琳在《闽海纪要》中对此事也有类似记载。成为“闲员”之后，施琅这员猛将的激愤之情可想而知，依其个性，绝非真想遁入空门，无非姿态而已。郑成功明知他希望官复原职之意，却不为所动，严谕其不许出家，并明确告知施琅，只有在另行募兵组建前锋镇之后，才授与他前锋镇之职。这再次表明郑成功存心不让他有重新带兵的机会。兵权被削夺，且复职遥遥无期。对于施琅的打击是巨大的，怨恨愈加深重，因此，施琅置谕令于不顾，径自削发，不再参见郑成功。施琅公然抗命不遵的行为，自然让御下极严的郑成功大为恼怒。如果说郑成功削夺施琅兵权时，还能够以 “动摇军心”为理由，那么从施琅重夺厦门而郑成功不予复职，直至施琅公然违抗谕令开始，施、郑矛盾完全公开化、白热化了。傲慢自负、暴躁易怒、气量狭小的施琅以其一贯的狂傲个性去抗主犯上，引火烧身的结果是迟早的事了。
某日，施琅的家丁与右先锋镇黄廷手下的士兵因小事争执，施琅借故发泄心中郁闷，亲自率领数人赴黄廷的行营辱骂，并摔毁黄廷家中的器具。黄廷只得忍气吞声，待施琅离开之后，便径直到郑成功处告状。郑成功遂令黄山、黄恺等人前去诫谕施琅，而此时的施琅却已然乱了心智，紧接着又发生了怒斩曾德事件，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曾德原系郑彩部将，是郑军中的元老级人物，但似乎一直不太得志，在郑军中受施琅节制。此人见施琅失势，便擅自离去，又利用过去在郑军中的关系，投入郑成功营中。因为曾德在郑军中时间较长，郑成功对其难免多方偏袒，不仅容其投奔，还提拔为亲随。施琅获悉消息后，大为愤慨，派人将曾德捉回。郑成功闻讯后，“驰令勿杀”，施琅却悍然不顾，并振振有词：“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郑成功对旧部情义的多寡姑且不论，但曾德虽隶属于施琅部下，但乃郑氏旧部，郑成功认为不论他犯法与否，施琅都无权擅自将其处斩，何况已传令“勿杀”，施琅却违令不遵，是对自己权威的公然挑衅，不禁怒不可遏，断定施琅反相已露，遂决定彻底解决施琅，以除后患。不过他考虑得颇为周详，决定先向仍然手握兵权的施显下手。
正如杨英在《先王实录》中所说，郑成功在施琅杀曾德后已下决心擒拿施琅，他之所以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是对手握重兵的施显存有顾忌，若贸然动手，恐施显获知消息后铤而走险，发动兵变。因而郑成功隐忍未发，只是让施显劝告施琅：“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纯粹是一种安抚策略，行的是缓兵之计，不过是在等待时机。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二十日，郑成功传令：所有将领均在船听候命令出兵，各镇将士分别由所辖之将领调遣指挥。援剿左镇施显归属黄山指挥调派，黄山派传令官廖达持令箭，命施显到自己的战船上商榷出军机宜。施显不知是计，欣然前往。刚刚上船，黄山便传令奉旨捆缚，关押在船舱。郑成功闻知施显已顺利就缚，“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
学界普遍认为，施琅擒杀曾德是施、郑决裂的直接原因，因而记载颇为详细，各家的记载虽大体相同，又因各自立场有别而不尽一致。
据郑成功的书记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记载：“琅有亲兵曾德，赴藩求拨亲随，藩与之。琅探知，即出令箭，将曾德拿回，立斩之。藩含之，尤未发。谕其弟显劝告之，曰：‘藩无能作伤恩事也。’琅益无忌。……（五月）施琅怨声颇露，益与弟显无忌”。到二十日，郑成功才传令：“在船听令出军，各镇分所辖提调。以黄山提调援剿左镇施显，令宣令廖达持令箭施显赴提调，商榷出军机宜。显至船，黄山传令奉旨捆缚，幽之船舱。又令右先锋黄廷围厝拿施琅，令亲随黄昌围拿施琅父大宣并家属。施琅交忠定伯林习山羁船工中，山令副将吴芳看守之”。从杨英的记载看来，曾德擅离施琅军营，投奔到郑成功帐下，在郑成功答应其请求的情况下，施琅还将其拿回处死，是对主帅郑成功的不敬。而郑成功对施琅则是一再忍让，终因施氏兄弟愈发张狂，不得不下令捉拿。杨英乃郑成功身边多年的书记官，一直随其左右，得其赏识，关系甚为亲密，在言及施、郑矛盾问题时，难免对郑成功有所回护，若以此论定施、郑交恶之责任全在施琅，显然有欠全面。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嫌隙渐生 施氏全家被囚（6）
《台湾外纪》中江日升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左先锋施琅从将曾德犯法当死，脱逃赂匿成功左右，琅侦擒之，功驰令勿杀。琅曰：‘法者非琅敢私，犯法安能逃？使藩主自徇其法，则国乱矣。’促令杀之。但持令者乃德挚友，回而不述执法前言，徒诡说：‘尔欲以藩令胁吾，面叱杀之’之语。成功大怒。次日，传诸将入船，令右先锋黄廷收琅，并父大宣、弟显贵，交林习山守于巨舰，习山令副将吴芳看之。” 此外，陈衍的《福建通志•；施琅传》与此叙述基本一致，而郑亦邹的《郑成功传》则更明确地写道：施琅“有标兵得罪，逃于成功，琅擒治之。驰令勿杀，琅已斩之。”从这些资料看来，曾德乃犯法当诛之逃兵，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而郑成功对曾德的眷顾则显然不当，为此而抒积怨，逮捕施琅及其父弟，则显然更加不当了。
以李光地的作品为代表的清史资料对此事也有记载。李光地在《施将军逸事》中叙述说：施琅加入郑军后，“郑氏嫉害公，不相容，囚公舱中，欲杀之。公以计脱，郑遂杀其父若弟。”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为施琅是清廷的有功之臣，故而对施琅有饰过之嫌，记载了郑成功逮捕施琅的事实，并把逮捕的原因简单地描写为郑成功嫉妒施琅，意欲加害之。显然有失公允，不足凭信。
各家史料所述尽管不尽相同，但是此时读书不多、缺乏涵养、好勇斗狠的施琅，斩杀曾德，成为施、郑关系彻底决裂的导火线则是可以确定的。曾德不过一介末将小卒，本无必要也不可能掀起如此大澜，令两位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反目成仇。真正导致两人关系彻底走向决裂的是施、郑之间长期矛盾的最终冲突，是两人矛盾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施琅自入郑军之后，尽展其军事才能，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其中以智取金、厦一役最为世人称道。施氏兄弟在郑军中分别统领着左先锋镇、援剿左镇两支劲旅，加之威望日隆，这不能不使郑成功有所忌讳。俗话说“功高震主”，施琅自幼自命不凡，咄咄逼人，多次拂逆郑成功之意，终被解除兵权，即使为郑军夺回厦门立下奇功，处境也难以逆转。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遭郑成功弃用令他怨气难消，深感前途暗淡，故多方滋生衅端，以发泄心中之不满与怨恨，“径自削发”、“辱黄廷”事件即是因此，曾德事件也是因此。
学界曾经议论曾德是否罪该致死，以及施琅是否有权处死曾德。其实曾德事件不过表象，无论发生怎样的事件，施琅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是对郑成功权威的公然藐视和挑衅。假如曾德的确罪不当诛，是否意味着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具有合理性？是否意味着非得施琅满门不赦？根据以后事态发展，郑成功拘捕施琅全家只是过程，而彻底剪除才是目的。事实上，以施琅高傲狂妄的禀性，无论曾德是否犯有死罪，施琅是否有权斩之，此时满怀愤懑的他都不会放过曾德，其性格注定要以此来发泄对郑成功的不满。而同样满怀愤懑的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无论施琅斩杀曾德是否有理，结果大抵如此，也就注定了施琅悲剧的命运。更何况郑成功已派人传令勿杀，施琅却一意孤行，显然是对统帅权威的藐视，甚至有寻衅之嫌；加之郑成功派遣的传令者为曾德之“挚友”，此人大概太了解郑成功暴躁易怒的性格，因而不排除从中挑拨，以激怒郑成功的可能。天时地利竟然如此不巧，两位历史的骄子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决裂了，进而引发了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悲剧，也成就了各自的惊天伟业。试想，如果当时他们各自后退一步，历史会是怎样？当然他们的性格不会后退一步，就像他们的性格决定他们一定会成就大业一样的必然。历史真的很奇怪。
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亲人遭戮 愤然二次降清（1）
脱离险境后，施琅投奔郑芝豹，请其从中斡旋，以化解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然而等到的却是惊天噩耗。为报仇雪恨，施琅别无选择，毅然踏上西去之路——第二次降清，从此将姓名由“施郎”改为“施琅”。
此时，身陷囹圄的施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着亲人们的消息。然而，一个又一个坏消息接踵而至：施显早已被拘，父亲施大宣和所有留在厦门的亲属均被关押。施琅感到了颤栗，看来郑成功不仅要惩治自己，同时还迁怒于无辜的家人；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还要殃及至亲至爱的人。想到此，愤怒、羞愧伴随着不祥之感从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