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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损害、而只会巩固国族认同。“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而恰恰在于它不承认“左右多元”，而用所谓的“阶级专政”把本来容易化解的“阶级矛盾”人为地弄成了“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局面。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人为激化成“阿拉伯以色列对立”的程度，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在“阶级”内部争夺“代表”资格的斗争也变得如同争夺皇位般的血腥。于是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害，而各民族都受害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建立国家认同的失败。
但是“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下，“阶级社会”却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由于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非理性和难于妥协（南非实践的伟大恰在于实现了这种艰难的妥协），民主政治处理这类矛盾并不总是成功的（当然，不能说专制政治在这方面更成功）。但是民主政治处理“阶级矛盾”却容易成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搞民主制，尽量搞成“左右多党制”而避免出现“族群多党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往往决定这类国家民主实验的成败。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反面的教训，而印度（其实美国、瑞士等等也是这样）是个成功的例子，我们看到南非正在成为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不仅在非洲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例子，在世界上也可以成为一个范例。因为与印度、美国、瑞士都不同，新南非的民主化本来出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解放运动，“黑白两党”是一个没法回避的起点。可是新南非的政党政治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模式，国族认同将很难建立。道理很简单：选民的“左右”是易变的。这次大选我投左派的票，下次可能我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选民了。因此如果一个党对自己的“主义”有信心，即使现在是少数党，它也会相信通过努力自己会变成多数党，而且信念越坚定，它越是希望争取多数，在全国实现自己的“主义”，而不可能希望离开这个国家。但是选民的族属却要固化得多，一个少数族再有信心，也不可能变成多数族，因此自我定位代表少数族的党易于产生离心力，而且信念越坚定，就越会走向分离主义。
新南非20年来政党政治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成功地向“左右多党制”转型，从而成功地强化了多民族国家认同。新南非的成功有力地反驳了那种所谓民族矛盾严重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分裂的谬说，它证明恰恰相反：“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国家认同，代议制条件下真正的“阶级斗争”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恰恰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
尽管南非治安不良，暴力犯罪频发，但南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是相当守规矩。南非政治博弈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但并不“你死我活”。姆贝基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但离开党照样可以搞政治。马勒马经常叫嚣暴力斗争，但他被“请出”非国大的过程却是完全和平的。运作正常的代议制民主一般都有个政治斗争从“实质化”到“形式化”的过程。初期的政治博弈一般都反映实在的社会矛盾和“主义”之争，各方背后可以看到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的选民基础。但是，由于民主政治都要多数票支持才能胜出，而什么主张能够赢得多数，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因此在一定时期过去、若干回合以后，竞争各方、尤其是最有竞争力的两大党立场往往会趋同，选民的“阶级背景”会趋于模糊，左派、右派都会趋于“中左”、“中右”乃至“中中”。这时竞选就会更多地流于形式化，更多地成为竞选者个人形象、竞选技巧上的竞争，从而给人以无聊的“政治秀”印象。其实，这正是民主政治运作稳定、成功，能解决的问题都已获得尽可能解决的体现。
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新南非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南非的民主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议会、非国大党内的各种民主场合的交锋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纯粹比赛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较少。换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优点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还是非常突出的。相对形象不佳的祖马能够胜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姆贝基，就是因为祖马的社会基础比姆贝基雄厚。而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阶级社会”的写照。
种族隔离时代留给新南非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贫富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间。种族隔离时代最严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种族隔离末期的1987年这个比值提高到8。5％；过渡期的1993年为10。9％；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为13。5％，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黑人失业率升高，这个比值又跌到13。0％。＇17＇当年发生的“排外骚乱”就与此有关。
而另一方面，新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又比白人内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白人中仅0。36，并不高于欧美，而黑人中却达0。51，不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亚裔，加上黑白差异，导致南非全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9。民主化以来，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别是由于姆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经济赋权法》（缩写为BEE，被戏称为“蜜蜂法案”），鼓励黑人企业家成长，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黑人先富起来”。十多年来“富黑人”（又称“蜜蜂富豪”）持续崛起，对缩小这种差异很有影响。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仅由于种族隔离的废除，与新南非的经济改革也很有关系。我以前曾指出，旧南非经济具有“种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在白人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为了“布尔人的团结”，给“穷白人”提供铁饭碗，并且强化白人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旧南非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种族隔离末期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种族社会主义”难乎为继，变革国有经济就成为趋势。非国大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后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并没有像“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等国那样打击、没收白人私有经济，但对于原来白人国家的国有经济则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让黑人进入国企，改变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结构，另一方面从长远讲为了推行强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从眼前讲为了解决转型期国家的财政困境需要拍卖国有资产，于是非国大掌权后的南非也出现了一轮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初期，这种改革只是使一些“穷白人”丢了铁饭碗，黑人并没有多少异议，无论从喜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还是从充实国家财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也都能得到支持。但很快，一些“有来头”的暴富者就引起了非议。如2004年10月媒体披露，南非公共投资委员会将出资购买国有南非电信公司（TELKOM）15。1％的股份（市值约60亿兰特，约合5亿多美元），并很快转卖给一个名为“大象”的黑人财团，而这一财团恰是政府通信部前总司长和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牵头组建的。这条新闻令舆论一片哗然，南非工会首先质疑此项交易的公平性，称其为蜜蜂法的“最佳反面典型”。图图大主教也对此提出公开批评。舆论压力迫使姆贝基总统亲自发表长文为蜜蜂法辩护，声称黑人富豪中没有一个是依靠政府资助或扶植发家的，他们的致富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对TELKOM股份交易做了解释，有关的非国大官员也纷纷表示没有从此案中以权谋私。＇18＇
黑人首富莫泽佩
莫泽佩、恩加塔尼、恩金曼德、哈尼夫人等在哈尼墓前
民主社会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原则是“有错推定”，民间有质疑政府的权利，政府有举证释疑的责任，你不能证明无错，那你就是有错。非国大政府还是有足够的公信力的，姆贝基亲自出面释疑，风波便告平息。不过当时此类猜疑甚多，无论如何，当时的确有大量资源从国家控制下释放出来转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给定的条件下则主要是转入黑人私人手中。
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号称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里斯·莫泽佩，他在2011年拥有私人资产净值27亿美元（221亿兰特）。莫泽佩原来是个黑人律师，对法律变化有特殊的敏感，《黑人经济赋权法》刚通过，他就从中捕捉到机会，筹资盘下多处矿山，包括金矿、铂矿、有色金属和铁矿，成为南非首个黑人持有的巨型企业“非洲彩虹矿业”集团（ARM）的老板。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黑人首富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时可以看到他与南非共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党的集会上。
而他的姐夫西里尔·拉马弗萨的崛起更是传奇：他是老资格的非国大活动家，而且是非国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矿工工会（NUM，作为工大会成员的21个行业工会中最大的一个）的领袖。过渡时期他是与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团团长，又是制宪会议主席，新南非建立后他成为非国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蜜蜂法”通过后，他立即华丽转身，辞去政府职务（但仍保留非国大的要职）下海“采蜜”，成为“新非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后又创办Shanduka集团，广泛投资于矿山、能源、房地产、银行、保险和电信等业，从矿工领袖一变而为矿业大亨，成为与其内弟齐名的大富豪，据说其个人财产在“非洲大陆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拉马弗萨与祖马
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黑人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强大的工会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资明显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速不够和结构调整，黑人失业率一直很高，导致贫困率也居高不下。结果就是：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