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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时期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复兴成就比开普敦逊色，上述城市治理危机是个重要原因。开普敦在南非新旧交替时期也曾面临城市治理问题，但并没有经历约翰内斯堡那样严重的旧城衰败，这是为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开普敦过去就没有“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那么紧张而鲜明的对立。开普敦在旧南非也实行种族隔离，也出现过“开普敦第六区事件”那样摧毁黑人贫民窟的野蛮事件。但与约翰内斯堡相比，开普敦的白人中比较开明的英语白人较多而阿非利卡白人较少，由于旧南非时期开普敦的经济没有约翰内斯堡那么“奇迹”般地繁荣，“流动劳工”也没有那么多，非白人中有色人较多而黑人相对较少，他们的定居点分布较多，条件也没有索韦托那么恶劣。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也有“占领”现象，但没有出现“索韦托人占领约翰内斯堡旧城”那样严重的冲击。
远眺桑顿（2001年）
换言之，旧南非对黑人越坏的地区，后来遭到的冲击越大；不那么坏的地区受冲击就相对小。所以第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是旧体制下的统治者开明些是有好处的，顽固者则会受到报应。
其次，开普敦地区在新南非也是自由主义影响较大、民粹思潮影响较小的地方。旧南非时期的反对党民主党和新南非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在这里都更有基础，而马勒马那样的“煽动者”则很少在这里活动，因此民主化在这里也就更为温和、有序。如前所述，开普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进入新南非后更能吸引资本，留住人才，经济更有竞争力，就业问题也相对缓和，这又反过来安定了人心，进一步消除了民粹浪潮的发生土壤。这是个良性的因果循环，它不仅对南非其他地区，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连接桑顿与旧城区的Gautrain捷运系统
最后也应该指出：种族隔离堤防的崩溃实际上在这一制度的末期已经开始，约堡旧城区一些地方由“白”变“灰”、秩序发生混乱、甚至如希尔布罗夫塔的关闭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生，＇75＇那时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未获自由，过渡时期都未开始，更不用说新南非的建立了。所以，那种认为民主化“过快”导致了无序、毁掉了城市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持续导致旧秩序的危机，而秩序失控又迫使白人统治者不得不寻求出路，与曼德拉合作启动民主变革。而不是民主“太快”造成了无序。当然，民主变革后建立的新南非未能很快恢复秩序是应当反思的，这与民粹浪潮确实有关。但未能恢复秩序并不等于破坏秩序，这就是曼德拉的新南非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非国大政权也在约翰内斯堡新旧交替时期的治理危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断调整政策，力图在顺应桑顿等新兴地区发展势头的同时摆脱旧城区的治理困局，实现旧城区的复兴。
在治安方面，2007年约翰内斯堡可谓陷于谷底，这年全市谋杀案达到1697起的骇人高峰，平均每2326名居民就有一起。＇76＇而旧城区尤其严重。2008年后，非国大政府下决心解决旧城区的治安问题，强化警力，到处安装摄像头，从各处“鬼楼”中清出非法进入者，依法打击犯罪活动。2008年底据警方称，约堡市中心每个街角都已安装“电子眼”，警察对暴力案件的反应时间缩短到60秒。犯罪率“显著下降”。
在财政方面，约翰内斯堡于1999年实行美国式的“城市经理”制，重组濒临破产的城市财政，通过出售政府的“非核心资产”，筹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到2002年实现1。53亿兰特的小额盈余。通过两次重划市辖区，把11区合并为7个区，尽量使财政盈余的富裕市镇和财政困难的穷市镇并在一区（如桑顿与亚历山大镇便被同划入E区）＇77＇以调剂余缺，使市政得以展开运作。
在社会方面，早期的“占领”风潮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为建立秩序，政府在新居民中促进了社区建设，近年来还实行了政府、企业、社区和NGO签订公约方式，共同维持公共规则。
在经济方面，把旧中央商务区的“鬼楼”清出流民后确定业主，原业主愿意恢复经营的予以支持，无心经营的安排拍卖，另寻经营者。力图盘活地产，尽快使这片昔日的繁华之地重现生机。过去的“白人城市”居民富裕，交通主要靠私家汽车，面积广大的约翰内斯堡市区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公共交通却不发达。如今旧城区很大程度上已变成贫民区，没有公交，城区不可能起死回生。为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政府以财政参股并吸引投资方式建设非洲最大的公私合营项目Gautrain都市捷运系统，把旧中央商务区与新富人区桑顿、与南非最大的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及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都用80公里高速铁路联系起来，2012年全线运营。它将有效推动旧城区的复兴。
通过种种努力，目前旧城区已经出现复兴趋势，一些出走的居民与公司开始返回。但是全面的复兴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新南非在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于旧体制下受歧视的弱势民众，在变革时期既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现他们的合理诉求，又要防止民粹浪潮。“民主”与“民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反映平民诉求，而在于是否遵守“群己权界”。以“人民”的名义赶走一个无害于人的小贩，和以“人民”的名义占据一座守法富人的豪宅，同样都是民粹，而不是民主。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迁徙自由与产权和公共秩序维护的关系。种族隔离时期把黑人禁锢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是不合理的，城市中确有“空地”（其实现代城市一般都不可能有真正无主的“空地”，所谓空地实际上就是公共储备土地）也应该考虑他们的居住需求，如果租房，他们的租户权也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即便在美国那种被南非前白人当局讥称的“无序城市化”中，也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私搭乱建”的。迁徙自由肯定有法律限制，私有民房民地不能随意“占领”，维持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所需的禁入区域也必须设定，但在设定时应该有新移民的代表参与听证和决策，关于“违章建筑”、“违章摆摊”的禁令只有在穷人有可能不“违章”地在城里生存时才是合理的。当然，即使在像美国那样尊重产权的情况下，穷人合法进入多了，富人也会有搬走的趋势。因这种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造成一些城区衰落、另一些新兴城区出现，也是正常现象，而且未必不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民粹浪潮侵犯产权造成恐慌就是另一回事，民主化无论快些慢些，都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开普敦有正面的经验，而约翰内斯堡有负面的教训，它们都值得我们记取。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七、“民主社会主义”的南非共产党
非国大与南非共：南非版的“国共合作”
南非除了多党制以外，在非国大内部还有个独特的“多派制”，正式的说法叫“非国大—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简称工大会）三方联盟”，也可以叫做“大党中的多党制”。多党中主要的就是南非共产党。三方联盟其实是个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执政联盟。作为执政联盟中重要成分的南非共，我们国内一些报道称之为“参政党”，其实南非共当然不是我国口径中那种“民主党派”式的“参政党”，她其实是联合执政的南非执政党之一。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三方联盟的这种联合执政也与议会民主体制下由于一党在选举后优势不足、只能与其他党联合组阁的情况完全不同——那种联合组阁的各党在竞选时是各自独立的，政见可以差异很大甚至是对手，联合只是为避免相持不下而达成的妥协。三方联盟则完全不同，它是在政治上立场相近、历史上合作密切的情况下，竞选时就以一个党的形式出场，只是在内部存在着“三方”，从这点上看它又有点像一党内的不同派系。南非共作为这样的“执政党之一”与现代史上其他国家出现过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还是很不一样的。
“三方联盟”：非国大、南非共、工大会的党徽、会徽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当年共产国际信奉暴力革命，排斥议会民主，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革命夺权或外来“解放”建立的。除了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袖珍国家”圣马力诺、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摩尔多瓦以及尚在暴力革命与议会民主之间徘徊的尼泊尔三个小国在比较特殊的条件下有过宪政民主制下的共产党政府外，坚持“共产国际话语”的政党在多党制下通过民主选举完全执政的情况还没有过。最接近于此的，是宪政民主体制下共产党部分执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南非共就是这方面的两大典型。其中印共（马）有在国内三个省（邦）长期执政的经历，而南非共则在全国成为联合执政者之一。
与中共同龄的南非共成立于1921年，最初是白人南非工党中的激进左派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改组而来，当时主要靠白种工人支持，曾在“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为白色南非而战”的口号下发动过1922年“兰德暴动”。这次武装起义因脱离黑人多数群众而失败。此后共产国际指导南非共又转向“黑人统治”，在1924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土著共和国”的主张，强调南非应该是个属于土著，亦即黑人的国家，并为此对党自身实行“非洲化”改造，到1928年，1750名党员中已有1600人是黑人。但是共产国际后来再次改变主张。1929年，南非共提出新的“战略路线”，要求“通过争取多数人统治的群众斗争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所谓“多数人统治”被区别于多数种族的统治，而明确定义为民主制，即不分种族的劳动者多数统治。
南非共创始人威廉·安德鲁斯（1921…1925年任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