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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两名来自伦敦的记者被带到白人居住的郊区一座陈设简陋的公寓里，在一个由窗帘挡住了外界光线的屋子里，曼德拉在等候他们。其中的一个记者在谈到对罢工（闭门不出）的部分反应时问道：你是否承认这场运动是一次失败？曼德拉回答说：“就政府所采取的镇压这场运动的措施来看，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然后，他指出数以万计的人们违抗警察、军队，蔑视各种形式的威胁，“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们是工业和农业力量的生力军，但如果政府的反应是要以赤裸裸的武力来粉碎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严肃地重新审视我们的策略”。随后，在曼德拉所做的关于罢工（闭门不出）的报告中，他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思想，号召“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南非之外的朋友们应加强对这个政府的禁运和隔离”。曼德拉在结束会面时说：“政府由于大屠杀而声誉扫地。非洲人，嗯，绝望的人民最终将忍无可忍而奋起反击。”他语气沉重地重复道：“我认为，我们将结束非暴力政策的篇章。”曼德拉转入了地下活动。
让一个妇孺皆知的公众形象，尤其是声望如此高的人，乔装打扮是困难的。当曼德拉秘密地穿梭于国内时，逮捕他的通缉令签发了。他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露面，去干领导工作，去提建议，然后当搜捕紧锣密鼓时又消失掉。当然，在一个若干世代以来警察们惯于恫吓和行贿的国度里，被告密者告发的危险是一直存在着的。曼德拉发现了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中和开普敦穆斯林中展开行动的新的潜力，而非国大的领导者因早已被禁令封锁，却与这些人隔绝了。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他那时说“你除非实实在在地与这些人待在一起，否则你就不会理解”。曼德拉喜欢乡村生活，而在那受到严格限制的岁月里，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农村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在城市之间穿梭，在索韦托，他与下班归来的人们在夜间小型会议上见面。然后他又穿梭于城市之间，与工厂工人和印度人集团会面。在伊丽莎白港，曼德拉与诗人本尼斯·布鲁特斯及其妻子待在他们在歇尔大街的居所里。在新布赖顿城，组织会议之后，他又教他们的孩子们练习拳击。回到约翰内斯堡后，他只有在深夜里探访自己的家。他很小心谨慎，并不想置他人于危险之中。曼德拉有几次九死一生，其中一次，他被迫从一座两层楼的公寓上通过绳索滑下，快步溜走。
当他继续逃避警察的追捕时，新闻界引用了一个勇敢的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平珀诺”，将他誉为“黑人平珀诺”，该主人公在法国大革命中逃脱了追捕。当曼德拉乔装成司机时，他那唯一可资利用的汽车却不断地抛锚，但这并不是他所遇到的最棘手的困难。
曼德拉在工作中与沃尔特·西苏鲁合作密切。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聪颖精明的人，很随和。对计划和组织而言，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那许多年里，曼德拉从他身上，也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得了很多东西。当曼德拉拜访那些曾对罢工运动（闭门不出）表示过反感的白人报纸的编辑们和自由党的领导们时，团结民众，强调共同点的能力对曼德拉是有益的。他秘密地拜访这些人，为的是解释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加以反驳。假如遭到批评，他也毫无怨言，而他的幽默感往往占上风。
南非荷兰语报纸警告说：南非的“敌人”正在加深该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
曼德拉向黑人学生们写传单，宣传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上提出的激动人心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并且指出班图（Bantu）教育的奴役本性。他说：最近的入学考试成绩不可否认地证实了这种政策的灾难性影响，并显示出：“如果种族主义者不被剥夺权力的话，那么将会有更加悲惨的后果产生”的迹象。他已经看到，寻求支持的学生们将在即将到来的示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曼德拉知道他的人民对诸如是否要继续与英国君主政体保持联系的争论或者有关布尔人的共和政府的争论，不会产生兴趣，但是，为了行动，为了吸引国际上对黑人主张的注意，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借口。曼德拉说：“我们被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信念所激励，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南非人都享有充分的人权而没有一丝歧视”，以此作为对一个至高无上的白人权力系统的反对，该权力系统已经使南非在世界陷入了遭蔑视和声名狼藉的处境。
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由一个多种族的团体来继续提倡，该团体广泛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宗教的、学院派的观点。
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个沙佩维尔惨案，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向首相致信，表达了其焦虑之情。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下，“政府由于其可憎的政策已经在世界上臭名昭著了，并且政府将继续以更加野蛮的行为践踏非洲人民权利并破坏其生存条件”。这种危险境地的避免只有通过召开一个“独立的国民大会”来实现。
曼德拉注意到深入的示威活动。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并没有对你的政府将采取的反击行动产生什么错觉。在过去的12个月中，我们经历了一段相当严峻的独裁统治时期”。但是，他补充道，“我们不会被强权与暴力的威胁所吓倒而止步不前……”
正如以前多次与政府的对抗一样，曼德拉几乎就没有指望这些要求能被满足。确实，首相并没有回复，只不过在议会上承认他收到了被他斥之为饱含威胁与狂妄之气的曼德拉的信。
5月初，曼德拉向统一党——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致信，指出：对召开国民大会的全面支持正在被唤起。同时，他直言不讳地陈述着：选择只能是“要么提出它要么消灭它”。曼德拉恳求道：“现在还为时不晚，如果你们提出召开一个国民大会，那么这将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将团结起占压倒多数的人们……它将使种族主义者的政府孤立起来并使之暴露无遗，那一直都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然而这个根植于白人社会中产阶段，所有财富集中于采矿、商业和工业的联合党是垂死的，它的领导人没有答复曼德拉的信。
示威采取的方式将是从5月29日开始，持续三天的“闭门不出”。5月底，警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对曼德拉的诱捕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曼德拉指出的：警察以不公平的法律名义逮捕的不仅仅是罢工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还包括数以万计的无辜的非洲人。在全国范围内，集会已被禁止；印刷机构被突击搜查；宣传罢工的传单被没收。
总理维沃尔德发布了严厉的警告，给所谓的“动乱分子”和“普通公众的成员”，包括那些拥护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报纸”发出警告。所有支持这个提议的人将共同为共产党人的企图担负责任。
甚至连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英文报纸也从客观的报道倒向了警告响应曼德拉的号召这一边。他们忽略了曼德拉的声明所反对的是数以万计的逮捕，却反而赞扬起警察对于逮捕的“正直”态度，而这些逮捕，正如曼德拉所说，是基于预先阻止示威而采取的行动。曼德拉自己成功地通过了警察的道路封锁，但是他的人民却被围困起来。在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曼德拉自身的想法，难道不重要吗？
《兰德每日邮报》（The Rand Daily Mail）曾刊登了一个“秘密”计划，其中提到“非白色人种，侵入了城市”。毫无疑问，这是由“御用捉刀者”们编造的，却完全无视曼德拉对诸如此类的任何计划的绝对排斥。
曼德拉视察了工业地区，散发了最后时刻的传单，反复重申“闭门不出”的号召：
南非人民！
继续进行抗议
逮捕不能阻止我们……
人人享有选举权
人人享有合适的薪金
结束《通行证法》
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
我们将不会被维沃尔德所吓倒
我们将坚持我们的决定，闭门不出……
不要被吓倒……
在我们的生命中向着自由前进……
当外国新闻记者涌入约翰内斯堡期待着又一个沙佩维尔惨案时，《新闻记者为了报道最新动乱光临此地》作为头版头条被发布了。
伦敦《观察家》报记者描述了这一景象：
自战后以来，该国最大的军事征集开始了。在大城市许多民兵和突击队员被动员起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上，军营被建起来；满载军事装备和物资供给的重型军车沿着矿带平稳开进；直升飞机在非洲人居住区上空盘旋，探照灯对准房屋、花园、旷野以及阴暗的地方。数以百计的白色人种的平民聚集起来作为特殊的警察。数以百计的白人妇女将周末用于瞄准打靶上。枪支店中的左轮手枪及火药已脱销。全国范围内所有警察的假期已被取消。武装士兵驻扎在电厂及其他重要的服务设施旁，以便保护他们。萨拉森装甲卡车和运兵车在城市中游弋，警车在街区游弋并播送声明：继续罢工的非洲人将被解雇，并被驱逐出城市。
1961年5月29日，星期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以工作和家庭为赌注来响应曼德拉的号召。在德班，又有许多印度工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开普敦，有色人种工人首次加入。这些人完全无视警察的宣传，而这种宣传使得南非广播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从清早就开始广播，但工人们完全无视这种动员而仍然“闭门不出”。这一天晚些时候，南非广播公司广播宣称“一切正常”；第二天，它广播“一切恢复正常”。在伊丽莎白港，第二天，罢工达到75％，并且在若干地区，大学生和中学生们进行了示威。警察最后承认在约翰内斯堡地区，有60％学生缺课。
曼德拉赞扬了这种“波澜壮阔”的回应，并对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冒着个人危险所进行的艰苦工作和奉献的结果表示赞赏。他们“完全蔑视政府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警察特别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