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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转型本身的正面意义（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而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远大于转型危机的负面。即便南非那样比较严重的转型危机也是如此，就以在南非也算严重的“约翰内斯堡变成索韦托加桑顿”而言，我们旅南非同胞时常提到的“约堡沉沦”也不应当遮蔽索韦托的前进和桑顿的繁荣。南非人民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降低他们对摆脱种族隔离制度和实现民主化的自豪，世界人民也从来没有因这些“负面”而像宋先生那样嘲笑南非人“不值”。相反，这些“负面”更凸显了人们为追求光明而义无反顾克难前行的志向。
第二，对这些“负面”形成机制的分析也表明它们，至少是它们中的许多与其说是民主化的“不良后果”，毋宁说是旧制度的后遗症。南非的过渡期危机其实在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甚至约堡主城区的失序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滥觞。它们证明旧制度的“增长奇迹”已明日黄花，旧制度本身也已不可持续。尽管新南非没能很快结束这些后遗症，甚至很多过去种下的前因到新南非才暴露出后果，从而以转型危机的形式变成了新南非的“负面”，但是也正需要人们去直面，而不是回避这些现象，才能把这些形成机制剖析清楚。
第三，也更重要的是，用这些“负面”图景吓唬人，以否定民主化的努力固然不足取，但是相反的逻辑：即既然民主化是正确的，那就什么代价都不在话下，这种逻辑肯定也是不对的。这种“政治正确”的逻辑恰恰是导致很多转型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后人不应被“负面”吓唬住，另一方面这些负面也应该尽可能避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的民主化应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比前人做得更好。这也要求我们对负面不回避，而是要正视。南非转型期的“负面”有的如前所述，本是旧体制的后遗症，但在民主化中如何克服这些后遗症仍值得研究，还有一些负面属于南非特有因素的产物，不具普遍意义，厘清这些也可以避免用它们吓唬人。另外有的是个案性的决策失误，可以单独引以为戒而不必把它与转型绑在一起。最后，有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民主化过程逻辑上会伴生的，那么后人也要尽可能改善应对，减轻其影响。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写下这组介绍新南非转型的文章。我相信，“问题讲透”之后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新南非。当然这是我的主观愿望，限于我的浅陋学识，“问题”找的准不准，讲的透不透，实际上很难说，还期待方家的教正。我的这些文字，尤其是“从南非看中国”那些分析性的论文在单行发表时就引起了不少商榷和批评，我希望结集后也能继续引起讨论。
最后还是要感谢有关的朋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黄孝阳先生；还有我的妻子金雁和女儿秦蓓蓓，她们不但在家务上呵护我，也是我讨论问题的伙伴。更应该感谢那些直接对本书有贡献的朋友，特别是“编译”的那部分本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前面提到姓名的那些当时的青年朋友（现在都已是中年）应该与我一起分享，但是事过15年他们都已与我失去联系，如果他们看到本书后能与我恢复联系，那就太好了。
秦 晖
2013年夏于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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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 Hart； Disabling Globalization： Places of Power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第一部分】南非之魂：曼德拉传
第一章 好望之源
第一章 好望之源
我是一只鹰，在云端翱翔，
我极目张望，也看不见我家乡。
——南非茨瓦纳民歌《恩瓦托》
第一章 好望之源
一、乡村童年
在青山环绕的一片狭长的谷地之中，坐落着一个黑人村庄——库努村，清澈的河水绕村而过。村里只有几百人，住在被称为“让德威尔”的小房子里。房子是用泥和茅草建的，地板是用拍扁后的蚂蚁窝拼成的；唯一的出口是一扇矮矮的门，高个子必须躬着腰才能进去。姆巴谢河流过玉米田和种满金合欢树的农场，一望无际的草地一直向东流入印度洋。村里没有公路，有的只是赤足的男孩和女人们在草地上踩出的小路。女人和孩子们都披着染成褐色的毯子，只有几个信奉基督教的人才穿着西方化的衣服。土地本身归白人政府所有，非洲人没有土地，而是像佃户那样每年向政府交纳地租，只有很少几个部落例外。在这个地区有两所规模很小的小学，一间普通的商店，和一个可以让牲畜免生跳蚤和疾病的消毒池。玉米、高梁、豆角和南瓜是人们最主要的食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吃不起更好食物。村里一些富有的人家可以偶尔吃些茶、咖啡和糖以做调剂，但是对于大多数库努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种田、做饭和洗衣服的用水必须用桶从河里运回来。头顶水桶行色匆匆的女人是这里的一道风景。实际上，库努是女人和孩子的村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男人在遥远的农场和瑞福山上的矿山工作，瑞福山在约翰内斯堡南郊，山中有含金的石头和页岩。他们每年大约回来两次，主要是为了耕地、锄草。播种和收割是女人和孩子们的事。村里的人绝大部分是文盲，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教育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得近乎原始的地方，一个日后成为南非叱咤风云的黑人领袖的小婴儿安静地诞生了。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生于1918年7月18日。也许这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几个月后——11月11日，德国签订了和平停战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夺走了1000万人的生命。这是否预示着，这个黑人的孩子生来就注定要成为和平的使者呢？
曼德拉出身的家庭属于滕布人中高贵的克拉尔家族，他父亲亨利·加德拉·曼德拉是族长，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了南非军队与德国人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作战。亨利·曼德拉还是特兰斯凯地方行政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被称为“班加”，是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协助比勒陀利亚政府处理地方事务。亨利·曼德拉共有四个妻子。纳尔逊的母亲楠卡普希（一般称作诺赛卡妮）是一位很有性格、高贵的女人。
在曼德拉的记忆中，母亲负责三个“让德威尔”，那里总是挤满了亲戚们的孩子。依非洲的传统，叔叔或阿姨的子女被视为自己的兄妹，而不是堂兄妹。母亲的姐妹也是母亲；叔叔的儿子也是兄弟；兄弟的孩子也是子女。在曼德拉回忆中，库努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但也不乏乐趣。吃的一切都是自己生产的。女人们种植和收割玉米，收割以后，女人们用石头将玉米粒碾碎。一部分用来做面包，剩下的晒干后存在罐子里，玉米有时不够吃的，但牛奶和羊奶是充足的。
“母亲负责的三间小屋分别用于烧饭、睡觉和储存物品，纳尔逊兄妹们睡觉的小屋中没有西方人所说的家具。他们睡在草垫上或坐在地上，直到上学后纳尔逊才知道了枕头是什么。”曼德拉说，“从很小开始，我就与村里的男孩们一起在草原上玩耍、打闹，这用去了我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待在家里、围在妈妈身边的男孩子会被视为女孩子气。晚上，我与这些男孩共享食物，同盖一条毯子。我开始放羊的时候不到五岁，我发现科萨人对畜群着迷似的喜爱，不仅把它们视为食物和财富，还把它们看成是上帝的赏赐，是幸福的源泉。我能用弹弓射下天上的小鸟，能采集野蜂蜜、水果以及可以食用的草根，能直接从牛乳头上喝到热乎乎的甜奶，能在清澈冰冷的溪水中游泳，还能用几股拧在一起的尖头铁丝捕鱼，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野地中学到的。我学会了非洲农村的每个男孩都掌握的棍战知识，并精通它的各种技巧：避开击打，声东击西，快速逃离对手。从那时起，我就爱上草原，爱上了这广阔的天地、质朴的自然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线。”
除了用幼稚的眼睛开始领略大自然神奇的美之外，小曼德拉还和小伙伴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游戏让自己开心。——无论多么穷困贫瘠的生活，也不能抹煞孩子们快乐的天性。
作为男孩子，曼德拉和他的伙伴们必须自己制造玩具。他们用粘土制成各种动物和小鸟，用树枝做成一个牛拉的雪橇。大自然是他们的游乐场。库努周围的山上有许多光滑的大石头，他们把这变成了自己的滚轴滑板，一个个坐在扁平的石块上，顺着大石头的表面向下滑，直到腰酸背痛无法再坐下去为止。曼德拉坐在刚断奶的小牛背上学会了“骑马”——摔下来许多次，一次还摔在了牛背上。
男孩子中最流行的游戏是“辛提”，像大多数男孩的游戏一样，这也是一种科萨小伙子用来模拟战争的游戏。两根作为靶子的棍子被牢牢地垂直插在地上，相距一百步左右。游戏的目标是每个队向对方的靶子投掷木棍，并把他击倒。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一方的靶子并阻止对方取回已经扔过来的木棍。当孩子们长大一些以后就与邻村的男孩进行比赛，而在这些友谊赛中表现出色的人将会受到很高的尊敬，就像在战斗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将军一样得到赞扬。在曼德拉的记忆中，童年有这样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有一天，一头倔驴给了我一个教训。”他常常用这样的话来开始他的故事。“那时，我们喜欢这样的游戏，我们轮流骑上驴背再跳下来，而当我骑上去后，它却发疯地向附近的一个荆棘丛跑去，低着头，试图把我甩下背去，它成功了，而我的脸却被荆棘刺破了，这使我在朋友面前很尴尬。”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