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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官命令拆除桌上的麦克风后，尤塔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其陈述的焦点在于他的声明：“民族之矛”的运作计划以制造混乱、暴力反抗、骚乱，然后在适当时机，伴随着外国军事组织的武装入侵为目标。他随后补充道；“在制造混乱、骚乱、暴乱的过程中，他们计划建立一个临时的革命政府以接管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和行政管理。”
尤塔宣称被告们应该为222起颠覆活动承担责任，不过，随后他又将这一数目降低到193起。他断言被指控者详细地制订了行动计划，以实现他们在1963年从所谓的“白人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很明显，尤塔将非国大与“泛非主义者大会”混为一谈，这个目标其实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的。尤塔最后将1963年5月26日称为与发动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大规模起义的日子。他选的这个日子使被告和律师迷惑不解，因为事实上，在那时，“民族之矛”除了有一些炸药之外，只拥有一把曼德拉用于打靶练习的高压气枪。
尽管，政府的证人证实“民族之矛”的领导人曾教导其成员不要伤及生命，但尤塔还是对“谋杀”大谈特谈，企图无中生有，捏造“谋杀”的事实。辩护律师义愤填膺；法庭没有作出特别的指控。法官同意像“民族之矛”一样的其他组织也在从事颠覆活动，而193起活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证明是由“民族之矛”实施的，但没有一件造成了人员牺牲。
尤塔的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陈述与法院建筑的巴罗克风格是如此相配，以至在20年后，P·W·博塔总统还引述过，好像他是法庭审判中的真正判决一样。当一个加拿大代表团表达了他们对纳尔逊·曼德拉被继续关押的焦虑时，驻多伦多的南非外交官又一次把尤塔的陈述当做福音书，再加上自己的粉饰，直到把曼德拉所做的在南非进行广泛的起义的计划说成是照着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炮制的。
政府还不满足于此，又召集了一些无耻之徒，撒下弥天大谎。在这173个政府证人中，最重要的一位由尤塔颇为戏剧性地加以介绍：此人的出庭作证只能秘密地进行，因为他有“生命危险”。然而，尤塔又补充道，只要新闻界不透露此人身份，而称之为“×先生”，那么他也不反对新闻界的旁听。
“×先生”名叫布鲁诺·姆托罗，前非国大成员，来自纳塔尔省的工会分子。他在一群将其视之为英雄的白人警察陪同下，出庭作证。布鲁诺·姆托罗的背叛使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均感震惊。他们已经认识到在严刑拷问下以及无休止的单独囚禁条件下，人可能会崩溃；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没有遭受如此折磨的，像姆托罗这样的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离经叛道而主动伪造证据栽赃他人。辩护律师们发现：姆托罗确实曾是“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成员，他曾三次因偷窃、诈骗而被判有罪，而这一点他的战友们并不清楚。他提出的指控曼德拉的证据，据声称是描述曼德拉在非洲之行后向纳塔尔省地区司令部所做的报告，其实是事实和杜撰的混合物。
他的杜撰包括影射曼德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乔夫曾描写了曼德拉当时的反应：
“曼德拉指示我们联系这个问题，质问姆托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承认他在地区司令部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但我们必须否认他曾提到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也没有说过他一曼德拉和‘民族之矛’的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们向曼德拉指出：像这样进行质问等于承认了有罪；如果承认他曾出席那次会议，他将会在几乎所有对他的指控中，被判罪名成立；事实上，我们这样做等于签发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但曼德拉没有左右为难，他不是共产党员，他从来也不是，他决不能容忍‘×先生’随意作伪证。”
经过1963年炎热的夏季，政府的指控进一步加强了：尤塔提供了在利沃尼亚查获的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行政机构、电站、铁路以及非洲警察驻地等地点的地图。正如尤塔经常所说的，整个案件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份被称作“马伊布耶行动”文件，该文件勾划了游击战争和外国干预的轮廓。“完全是某些年轻人的不切实际的计谋和冒险的臆想”，布拉姆·费雪评论说。这是在曼德拉被捕之后制订的，对此他一无所知。然后，他在非洲之行中所写的日记，原以为已经被销毁了，却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的忽视，也在利沃尼亚被查获。
当辩护律师们推翻了一个政府证人的证词后，警察对被告们的家人采取了报复行动：西苏鲁的儿子，还不满16岁，已被依据通行证法案，被捕了；埃利亚斯·奠索莱蒂的夫人，卡罗琳，在《90天拘禁》法案下，被拘禁，与他们的7个孩子相隔离，连辩护律师也无力帮她。当法官认为她与事件无关，她已被拘禁了113天。
当真凭实据的指控材料不断聚集的时候，被控告者的士气发生了波动，但曼德拉的士气没有波动，他将其他人团结在一起。他们嘲笑警察们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斯旺波尔，他一头茂密的红头发，身穿运动外套和法兰绒长裤，当曼德拉他们向其律师小组请教时，他便在会客室的门口徘徊，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曼德拉他们知道会客室里安了窃听器，于是形成了一整套方法用于相互写纸条，以交换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有一次伯恩斯坦传给乔夫一个纸条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准备对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有罪的指控进行反驳，因为他们并没有卷入“民族之矛”中，虽然在政治上他们很活跃。当乔夫把纸条烧成灰的时候，恰好被斯旺波尔从门口瞥见。曼德拉很快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难道斯旺波尔不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吗？”然后向乔夫眨眨眼睛，格外小心地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将纸条揉成一团，当他慢慢地拿出火柴时，斯旺波尔一个箭步冲过来，夺走了纸团，“啊哈，先生，我们在监狱里必须小心火种”。当他走向门口时说道。然而，在读完纸条后，他怒气冲冲地跺着脚出去了。曼德拉说：现在，我们又会有一段安宁的日子啦。
审讯开始5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政府结束了其指控陈述。辩护律师们只有一个多月进行准备。他们面临艰巨的任务而少有休息：要分析数以百计的文件和声明，与全国各地的证人面谈，更为不便的是要从每一个被告那里取得证词，这里的困难不光由于咨询请教被监听，而且还由于新的会客室所带来的不便，不像以前，大家自由地坐在一起，现在被告和律师们被一个高柜台模样的挡板隔开：在这挡板之上是钢筋栅栏；在两边各有5个高高的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凳子。
律师们被监狱长官——奥坎普上校领进他们所在的一边，另一边，曼德拉和另外4人安坐在高凳上，而剩下的4人不得不在后面站成一排。曼德拉很礼貌地笑了笑，然后问道：“先生，今天吃的是巧克力还是香草咖喱？”他的嘲笑激怒了上校；顾问团对在这种不友好的气氛中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询问而进行的抗议也没起任何作用。他们要求在监狱的两个小时午饭间歇进行询问的要求也被拒绝：作为被指控为罪犯的曼德拉和西苏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
辩护律师组在是否让曼德拉和其他人作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乔夫尤其反对他的委托人遭受质询，这些人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受他如此尊敬和崇拜的人，如果他们遭到像尤塔这种人的嘲笑，他是无法容忍的。但是乔治·比泽斯强调：除非被告提出证据使得法官确信他们没有决定进行游击战争，否则就将意味着死刑，并且，他相信如果法官在听了他们在证人席上的证词后，将很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而费雪则拒绝支持任何一方，而主张征求被告们自己的意见。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怕尤塔的质询，而姆贝基认为他们的答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向乔夫提出：“我想，乔夫，作为一个律师，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意图，你十分渴望能挽救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很渴望能活下来，但这仅仅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我们政治理念的实现。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我们曾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战斗，这里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对政治而言是正确的，毕竟，我们只是将陈述事实。”当曼德拉向其他人征询意见时，他们都同意了。
费雪给曼德拉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比泽斯也递了一个内容相近的条子给其他被告，上面写着：“曼德拉要以他期望的方式——嗓音宏亮而吐字清晰，发表政治声明，唯一的一种选择就是在证人席上发表。”曼德拉很快草写了答复：他想接受质询，尤塔对非洲人民的“牢骚”的嘲弄以及他致力于将非国大诋毁为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努力，令曼德拉感到很痛苦。
其他人都同意了顾问团的建议：曼德拉应该在证人席上强有力地阐述他们的观点，然后由他们来接受质询。经过多次的书面争论后，曼德拉勉强同意了。
随后，乔夫递给曼德拉一张纸条。曼德拉读的时候，抿嘴笑了。纸条上写着：对这个决定必须严守秘密，所以他们将假装成他还在准备证据而向他提供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有利于使监狱当局疲于应付，而不会通知尤塔。曼德拉会意地对乔夫大声说：“顺便提一下，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记录以准备我的证词。”当曼德拉烧毁乔夫的纸条时，因为想到尤塔通过一百多卷厚厚的卷宗来给监狱当局制造麻烦时，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乔夫开始不断地往监狱里送文件和书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