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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阿基亚的水手没有叫醒尤利西斯，把身上裹着床单的尤利西斯放在伊萨卡岸边的一棵橄榄树下，悄悄地走了。归程由此而结束。他精疲力竭，在沉睡着。醒来时，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雅典娜拨开了他眼前的迷雾，接踵而至的是沉醉；是伟大回归的沉醉；是已知的迷醉；是让天地间空气震颤的音乐：他看见了儿时熟悉的锚地，看到了眼前高矗的大山，他抚摸着古老的橄榄树，让自己确信自己一直像在二十年前一样。
1950年，阿诺尔德·勋伯格 ＇1＇在美国呆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一个记者向他提了几个不善而又幼稚的问题：流亡生活是否真的会使艺术家丧失创造力？一旦故乡之根停止提供滋养，他们的灵感是否真的就会立即涸竭？
你们想一想！大屠杀之后才五年啊！勋伯格对那片故土没有思恋之情，一个美国记者竟然不予宽恕，要知道当年天下最恐怖的事是当着勋伯格的面在那儿发起的呀！但是，没有办法，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而划定了情感的道德等级。珀涅罗珀占居了等级之巅，远远高于卡吕普索。
卡吕普索，啊，卡吕普索！我常常想起她！她爱上了尤利西斯。他们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七年。不知道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但肯定没有这么久。然而，人们却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第一部分就像是斧斫的一样
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以共产主义消亡而告结束的第三次战争。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1936年西班牙内战；1956年俄国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945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20”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191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而在1938年又丧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第二个20年的恐怖，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50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谁也没有料到，又于1989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20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纳粹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专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1969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促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差不多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一个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出来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塞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起，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把门打开，对谁都不打开！ 三百年？斯卡塞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群，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如击打的钟声，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斯卡塞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的，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
是就他们的现在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20年的那个时代（1918至1938年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这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他们丝毫也没想过共产主义会很快跨台，重又想像会没有个头。因而，夺去了他们的力量，遏制了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20年变得如此卑懦，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尔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于1921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授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12年，即1933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逐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统治）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而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但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其作品自以为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勋伯格认为他在书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
第二部分尤利西斯离开的二十年
在尤利西斯离开的二十年里，伊萨卡人保留了很多关于他的回忆，不过他们对他并没有丝毫怀念。而尤利西斯饱受思乡之苦，却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奇怪的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人的记忆力要想运转良好，就需要不断地练习。如果往事不能在与朋友的交谈中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就会消失。流亡者集中居住在一些移民地，同胞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讲着同样的事情，因此不会淡忘。而对于那些不怎么和同胞来往的人，就像伊莱娜或尤利西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失忆症。他们的思乡之情越强烈，他们的记忆就越空洞。尤利西斯越是痛苦，他忘记的事就越多。这是因为思乡之情并不能促进人的记忆活动，并不会唤起从前的记忆，相反，它满足于本身，满足于自己的激情，完全淹没在自己的痛苦中。
在杀死那些想迎娶珀涅罗珀为妻并统治伊萨卡的胆大妄为者后，尤利西斯被迫与一群他根本不了解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为了讨好尤利西斯，反复对他讲述着他们所能回忆起的一切有关尤利西斯在离开这里去打仗之前的事。他们确信只有伊萨卡才会引起他的兴趣（他们怎么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尤利西斯可是渡过无边的海洋回到伊萨卡的呀！），所以又反复跟他讲述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伊萨卡发生的事，并渴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尤利西斯厌烦了。其实他所期待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对他说：“你讲讲吧！”然而这正是伊萨卡人惟一没对尤利西斯说的话。
二十年里尤利西斯惟一想的就是回归故乡。但一旦回来后，他惊讶地发现，他的生活，也就是他生命的精华、重心、财富，其实并不在伊萨卡，而是存在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这笔财富，他已然失去，而且无法在讲述中再找回来了。
在离开卡吕普索的归途中，尤利西斯因船失事在法伊阿基亚停留，那里的国王在宫廷接见了他。在那里，他是个外人，一个神秘的陌生人。对于一个陌生人，人们总会问：“你是谁？从哪儿来？你讲讲吧！”于是他就讲了。在《奥德赛》的四首长歌里，尤利西斯向法伊阿基亚人详细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他们惊呆了。然而在伊萨卡，尤利西斯不是外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是为什么谁也没有想到对他说：“你讲讲吧！”
第二部分从前的通讯录
她翻看了从前的通讯录，盯着上面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名字看了好久，随后跟一家酒店订了个包厢。靠墙摆放的长条桌上有十二瓶葡萄酒，整齐地排列在几碟小点心的旁边等待着。在波希米亚，人们不喝什么好酒，没有收藏陈酿的习惯。伊莱娜满心欢喜地买来这些波尔多陈酿，就是为了给她的来客们一个惊喜，为了好好款待她们，以重续她们之间的友谊。
但她差一点给办糟了。她的那些朋友，一个个都很拘束，看着这些酒，直到她们中间的
一位充满自信，且以直率为荣，宣称自己还是更喜欢喝啤酒。经她这一直说，其他人跟着活跃起来，纷纷附和，于是这位爱喝啤酒的唤来了侍者。
伊莱娜责怪自己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