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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
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
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
，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
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
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
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
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
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
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
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
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
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
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
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
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
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
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
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
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
——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
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思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
四年七月，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
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
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
，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
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
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
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
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
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
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
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
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
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
，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
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
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
个演说家的缘故。
第六章：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
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
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
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
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
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
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
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