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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顿了一会儿，似乎讲到这儿听众总会插活说些什么。可我？句话也没说。
“莱维特中士。我从没听说有这种事，有犹太士兵。可他们有东西吃。沙达猛吃了一顿，随后就病倒了，她是当场病倒的，像狗一样。他们把我们带进一顶特殊的帐篷，给我们一些药。衣服不怎么好。”她的眼睛突然闪出光芒，笑着说，“我很漂亮，哪怕穿难看的衣服也很漂亮。
“我后来学会了这个词：解救。是他解救了我。大家都喜欢听这个故事。有个士兵把这事写进了他们的士兵报。
莱维特中士解救了我，把我带回了家，娶了我。他母亲和姐姐不是很满意。她们更喜欢她们家附近的一个姑娘，希望他能娶她。她叫苏菲。可是他娶了我。”
她捋起毛衣的一只衣袖，露出了她在集中营里的编号。
“看到了？”她说。
“看到了。”我说着点点头。我在流泪，而莱维特太太则微笑着耸耸肩，拍了拍我的手。
“人人都喜欢听这个故事。”她说，“但是，你知道，以后我们结了婚。人人都觉得这像传说。是欧文的侄女说的。
像个传说。我不清楚。人人都生活在你所处的时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对不对，欧文？”
“真是个动人的故事。”我说。
“只是个故事，”她说，“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打算将他葬在老兵墓地，还是华盛顿的阿林顿国家公墓？”
莱维特太太摇了摇头。“我已与珀尔曼的人谈过了。
他们给他火葬。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她远远地望着病床？“你知道对欧文来说什么是最理想的事吗？他回家娶了苏菲。那姑娘一直没结婚。她在公立学校教四年级，直到他们让她退休。欧文本该娶了她，心里时时想着我。我本该嫁给别人或不嫁，心里想着欧文，想着他如何救了我。”她叹了口气。“咳，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也许再向南，搬到迈阿密。我老家的两个朋友住在迈阿密，叫鲁思和埃丝特，都是寡妇，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过去常为自己感到难过，跟人家说我家人都死了，死神带走了我妈、我爸、我姐雷切尔、我的兄弟们，将他们全带走了。现在我认识的人都死了。他们先是老了，后是病了。就这样。”她双手伸向空中。“啊，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在门口拥抱了她。“你看上去很疲劳。”她说。
“我儿子昨晚与四个朋友一同过夜。你知道，他们睡得很迟。他们虽然很乖，但你还是睡小着。你其实可以早一点给我打电话的。”
莱维特太太笑了。“我与我姐姐雷切尔也在朋友家过过夜。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我聪明一点。我们俩睡同一张床？用被单蒙着头，谈论男孩子。你知道，就是这样。妈妈朝我们喊：睡觉。睡觉。”莱维特太太脸上带着微笑，可双眼满是泪水。“也许你儿子喜欢打高尔夫球。”她最后说。
“也许。”我说。
第 十 五 章
“得跟你说一声，好让你有个准备，伯恩森太太让五年级全体学生画家谱图。”
辛迪递给我一杯咖啡。“她是不是大脑有毛病？”她说。
我对迈克？赖尔顿也说了这话，我当时去接罗伯特，他放学后被留校，因为他与人人讨厌的乔纳森。格林发生了迈克所说的“口头纠纷”，乔纳森当时说纽约扬基棒球队是一群失败者。“我们谈了谈如何控制自己脾气和容纳不同意见的问题。”迈克说着递过罗伯特的书包，尽量不看我，我也不看他。自我们睡过觉后，我们的眼睛就可怕地相互躲避。
伯恩森太太为了让学期临近结束的几周不那么枯燥，提议给五年级的学生厂：家谱学课，我与迈克只得接受这个不能苟同的提议。三十年前她刚开始教这门课时也许有些意义，但今天上这门课就像步行穿越第十八大街街心一样困难重重。那个说话结巴得像风钻的小希拉里？汤普森该如何解释她的两个继父和他们加在一起的五个孩子呢？那个从巴拉圭领养的、又小又黑、父母又大又白离了婚又各自结婚的布里塔妮？麦克劳德又该怎么办呢7
“她说，学点家谱学常会给班级带来活力。”迈克耸着肩说，“我能告诉你的是，每年我都听到有家长不满，而每年我都又听说效果很不错。”
“她精神不正常。”我说。
佛罗里达中部没有春天，也没有真正的冬天，因此见不到积雪覆盖条形商业区及农场房舍的那些粗陋边角和线条的景色，而东北的城镇，从圣诞节到复活节这段似乎遥遥无期的时间，即使是最难看的地方也是白雪皑皑，一片妖娆。
我抱怨没季节变化时，莱维特太太告诉我，这段时间是犹太人的献殿节到逾越节期间。在佛罗里达，也许能从农场田野的那些疲惫的树叶间看出季节的变化，从新建的住宅区草坪的绿色色层变化上感觉到这种变化。可我生活与工作的狭窄街道上到处是铺满黄白沙砾的院子和勉强存活的灌木，因此，只能从商店橱窗的摆设的变化判断季节的变化。
圣诞节是绿色，情人节是红色，接着是复活节的紫色，眼下是母亲节的粉红色。罗伯特步行去条形商业区给我买了一盒糖、一只怀抱气球的绒毛熊，球上写着“我爱你”几个字。
辛迪做了卤汁面条，但曼福德太太因肚子不舒服没有来。
“谢天谢地，她不是来了以后生病的，否则我爸肯定会说是我烧的菜。”辛迪说。
罗伯特第二天没上学，原因是老师要开什么会，我就让他跟我一起去了莱维特大太家。电视像往常一样开着，午间新闻正播报布朗克斯区警察枪战的新闻，死了四个，伤两个，这是纽约警察局二十年里最大的一起伤亡事件。我与我儿子似乎与那里依然紧紧相连。我们并肩坐进沙发，倾身凑近电视机，似乎脸越贴近电视机，它能告诉我们的情况就越多，要比那个穿鲜红套装、涂鲜红口红、跟着电子提词机读新闻概要的女人告诉我们的多得多。我们公寓没有有线电视，主要是付不起钱，但卡斯特罗家有，而且罗伯特知道如何换其他新闻频道。我们花了足足一个小时，边等边
看电视，像我常在医院公共场所见到的那些人，张着嘴，似睡似醒地坐在椅子里，等着医生给他们带来消息。等最后听到叫自己的名字时，已疲惫得站不起身。我伸手搂着他的肩。
“你们认识纽约警官？”莱维特太太轻声问，在我面前又放了杯茶。“是家里人吧？”罗伯特带着恐惧与渴望注视着我的脸，我搂紧了他的肩膀。
“我们有朋友在警察局。”我说，“他们没有受伤。”
“真高兴，爸爸没死。”我们往家走时罗伯特说。
“我也很高兴，”我说，“真的很高兴。真高兴，他没事。”
“他真的没事吗？”罗伯特说，“你知道他没事？”
“你也听了新闻。”
“但我是说他真的很好，像平常一样。”
“但愿如此。”我说。
我曾多少次希望博比死？几年前就已经希望过无数次了。当他初为街警时，我最恐惧的是电话铃响，怕牧师进门，怕听他父亲葬礼上如泣如诉的风笛再次响起，怕我会只剩下可怜的抚恤金和压我首饰盒底的警徽。就连在那些他扭我手臂、把我往墙上推的日子里，只要他比平时晚回来哪怕只半个小时，我也会醒来看着数字钟，然后躺着等他。听见他将衣服扔到角落里，皮带扣在宁静的屋子里发出咔嚓声，我就会惊醒。他满身威士忌和啤酒味地钻进被窝，伸手抱住我，两手交叠，将我睡袍轻轻往上拉，好像他正顺着一根绳子爬进我的体内。
后来，我害怕晚上听到他下班晚两三个小时后发出的声音：回来悄悄打开楼下房门，在楼梯上跌跌绊绊，或摔打橱门和冰箱门，而这一切不是因他满腹牢骚，就是因他调查不顺利，或者是因为遇到了傲慢、不合作的证人，甚至是一辆停得离我们车道出人口太近的汽车。有些夜晚他会无事生非，猛地推开卧室门问：“面包他妈的在哪儿？”或者不顾我呼吸匀称一一那是我假装的，就爬到我身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钻入我体内。
但是后来，上帝宽恕我，多少次他出门去上班时，我心想有三样东西我最喜欢：电话铃响，牧师上门，存放我嫁的英俊警察的骨灰盒。那样他就再也不能动我一根手指头，不能用拳打我脸，不能粗暴地用手指将我掰开，好像我是一条任他进出的隧道，而他有这样的权利。当我理性地思考时，我知道这不是解决办法，因为那样一来，我儿子心目中的父亲就会是一名英烈，一个崇拜的偶像，他将永远不会知道、也无法面对人们所说的事实真相。可是我经常不能非常理智地思考。我一心一意地希望，有个下流坯的子弹会在博比的身体上找到软弱之处，凭我的双手、眼泪或语言我无法找到这样的地方。
“你为什么说爸爸是个朋友？”罗伯特一周后突如其来地问，当时他正在画他的家谱图。“那天你跟莱维特太太说话的时候？有警察受伤的时候。”
“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朋友。”我说。但这永远不可能是实话？每当我从杂志上读到女人描述丈夫是最好的朋友时，我真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我跟博比从来就没能成为朋友，永远不会，要不我不会如此忠心地爱他，让他如此虐待我。
罗伯特弓身趴在一张发亮的广告纸上，在画伯恩森太太要求的家谱图。他画的时候我在想，他怎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