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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想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摇摇头。“我还是会觉得尴尬。”
从小就受“裸体是羞耻”的教育。我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有一阵，在家里疯得得意忘形的时候，最喜欢哗啦一下把衣服都掀起来，被爸爸妈妈看到了，大惊失色，揪住我盘问是不是在学校里也这样，又反复叮嘱，在外面千万不能这样！后来到了美国，发现其实美国人对于身体的保守程度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在高中四年，那还是在美国相当开化的新泽西州呢，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换运动服，我们每个女生都是小心翼翼地面对着墙，每人都学会一套穿脱衣服而不露出内衣的绝活。上大学后，与我同居一室两年，天天见面的室友，我们两人竟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对方的裸体。所以，现在尽管在理论上接受“裸体很自然，没什么可羞耻的”这种观点，真得到要自己去“身体力行”那一步却还有很大的距离。
克黎丝呢，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没有什么可害羞的，可是到了学期末，我问她“智者”准备什么时候去图书馆裸跑，我好提前坐在那里恭候，她却死也不肯告诉我，看来去派对与那里不太认识的人裸裎相见是一回事，光着身子被自己的老朋友看见了那又是另一回事。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吧？
无独有偶，耶鲁除了“智者”举行裸体活动之外，耶鲁的妇女活动中心也时不时地举办“裸体饮茶”。如果说“智者”的“图书馆长跑”的搞笑成分居多，那妇女活动中心的“裸体饮茶”的举办目的则是非常高尚的――为了消除年轻女孩一般都会有的对自己身体是否“完美”的焦虑，干脆让大家彻底袒露，见识一下各种不同形状不同特点的身体，让她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更加坦然。
于是，每几个月，耶鲁妇女活动中心就会把前门锁好，把窗帘拉紧，屋里的几十个赤条条的女生就会坐在桌前一边饮茶一边聊天。那种情形，在我的想象之中真是十分滑稽，不过，也许真的如我的朋友克黎丝所说，真的身临其境就没有那么希奇了。
第一辑 课内课外校园的“上帝之光”
在德国波茨坦大学教书时，我的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对美国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美国人的宗教色彩很浓。宗教似乎渗透到了美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经济——美国的钱币上印着“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还是政治——政治家们在电视上开口闭口都是“愿上帝保佑美国”，并且大力渲染自己是多么虔诚的教徒。在就职典礼上，总统也要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甚至是教育——学生们每天要对着国旗宣誓，其中有一句是：“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One nation； under God”），关于应不应该允许学生在公立学校内祈祷的问题，也时不时被宗教保守分子拎出来争论一番。
我的德国学生告诉我，在德国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宗教信仰完全是私人的事，很少被人在公共场合讨论，也没有政客会傻到用自己的宗教信仰来拉选票，因为公众知道，这与他的政见完全无关。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也可能是个很糟糕的政治家。
也许是在美国住习惯了，对于我的德国学生所指出的这许多方面，我以前竟都还没有注意到，不过一与他们讨论起来，我不得不点头称是。不过，我向我的学生们强调说，“美国”并不是铁板一块，不能一概而论。像我所在的高等学府，对宗教就不屑一顾，校园中当然有一些基督徒的社团，不过成员几乎清一色是韩国人。我的好朋友之间没有哪个是信教的，谈到《圣经》时，不是把它当成纯文学来讨论，就是带着些讽刺口吻。
我很肯定地向我的德国学生下结论说：“在耶鲁，几乎没有人信教！”
确实，我一直觉得耶鲁是美国社会中的特殊个案，与我在小学、中学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十一年前刚到美国时，我的全家住在路易斯安纳州的小镇门罗。我母亲在那里上学，而我上镇上的公立小学。在那个小镇的华人很少，而华人活动的中心就是镇上一个华人基督教会。教会大部分成员，包括牧师和他的太太，都是从香港来的。讲经时，牧师用普通话讲一句（因为要照顾一些不懂广东话的信徒），旁边一个教会成员就用粤语把他的话重复一遍。
每个星期天，教会都会派人来接我们去教堂听布道。父母很忙，又不是信徒，虽然他们与牧师和许多教徒关系很好，跟牧师讨论起宗教文化问题来也非常有兴趣，但没有必须去听讲道的义务；可是我却乐此不疲，一次不拉，还参加了教堂的儿童圣经班和唱诗班。牧师与教徒们谦和，亲切，认真，热诚，他们在精神上和实际事务中给我和我们一家很大帮助，使我们顺利地度过来到异国他乡的最初难关。在一次布道会上，听见牧师问：“谁愿意接受主？”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举起手来。
受洗一瞬间，心里的确是感动的。牧师庄严的致辞、我身上洁白的长袍、全教堂的寂静无声，从彩色玻璃外照进来的光与教堂内阴影的交织，这一切都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这之后，我也有很多次被宗教感动的经历：圣经中《诗篇》的些章节、教堂里听到的一些音乐、默祷时教堂里那一片低着的人头……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上读初中时，每个周末仍去教堂，不过去的是美国人的教会。一次圣诞平安夜，与教会里其他的孩子一起挨门挨户地到一些老人家庭“慰问表演”，我们站在他们门厅里放开歌喉唱起圣歌，老人们静静地倾听，默默地流泪，紧紧地拥抱我们，他们哽咽了，我也热泪盈眶……
可是“感动”并不等于“相信”。年纪越大，我对于基督教的各种疑问就越多，找不到答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最后确定我不信教，是在把整本《圣经》细细读完一遍之后。里面的确有许多真实优美的章节，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依我当时越来越“理性”的眼光看来，未免自相矛盾，无法构成前后统一的整体。更有许多纯属幻想的细节――约拿在鲸鱼肚子里的经历、摩西与法老的巫师斗法、玛丽亚的受灵而孕、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把水变成酒、让一棵枯萎的无花果树起死回生，又诅咒另一棵树使之枯萎……真的有人完全相信这些吗？后代乃至当代每一位自奉为神明的人，难道没有从这些叙述中吸取资源吗？这一切实在超出了我的信仰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
在喜欢上哲学之后，宗教离我越发遥远起来。在哲学严谨坚固的逻辑系统面前，宗教更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在卡尔洪学院，我认识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兴致勃勃地逢人就说圣灵如何在他心里显灵，他如何要把他的一生都献给圣母玛丽亚等等，他的话有时说的语无伦次，简直有点疯疯癫癫的。我们学院的其他人背后都是把他当成一个笑柄来谈论的。
我也领教过他――有一次，暑假刚刚过完，我在校园里遇见他，于是跟他寒暄几句，问他假期过的怎么样。
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结婚了！”
“是吗？”我非常惊讶。“你结婚了？跟谁？你以前有女朋友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我是六月份结婚的，在意大利。”他还是那样一本正经。
“好浪漫呀！”我开始兴奋起来。“你的女朋友……我的意思是妻子，她现在在哪？在耶鲁吗？”
他点点头。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她长得什么样子？我以前见过她吗？”
总之，谈了十几分钟，在我不断发问之下，他把身子探向我，用神秘的口气说：
“我的爱人她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有机会认识并且爱上她，因为她是伟大、圣洁而博爱的，她就是――圣母玛丽亚！”
我差点没气昏过去，那种被人耍弄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
也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后来竟对于基督徒反而抱有一些成见了，有意无意地对他们敬而远之，甚至有些怜悯他们的“轻信”。
直到几个月以前，我一回到纽黑文工作，就约了几个我大学时的哲学教授一起喝茶，请教一些以前在学校时还是师生关系时没有机会请教的话题，比如他们个人的宗教信仰。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一定都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是怀疑派。“上帝”这种概念是这么经不起推敲，怎么能想像一个人又攻哲学又相信基督教呢。
可是，我大错特错了，我的三位教授竟然无一例外，都相信上帝，其中一个是天主教徒，另外两个是新教徒，他们都熟读《圣经》，而且在教会里都很活跃。
“可是，可是，你真的相信《圣经》里的那些神话一样的故事？”
教我“认识论”课程的教授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微笑着说：“信仰和逻辑，本来就是两回事嘛。”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得知其他几位教授的宗教信仰，有的人甚至是同一个教堂的成员。真没有想到耶鲁竟还有这样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基督徒团体。而我以前在上他们课时竟然一点也没有看出来。我在惊异的同时，又隐隐地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敬意。
或许我应该请教他们，如何妥帖地将哲学与宗教分别安顿在心中不同位置，如何处理逻辑与信仰这“两回事”之间的冲突？
我的宗教信仰已经经历了不信（在中国）——相信（来美初期）——不信（年齿渐长）的循环过程。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 “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继续否定之否定？不管怎样，对宗教的本质，对宗教的功能，对宗教在美国的无远弗届的影响，我得重新去感受和理解。
第一辑 课内课外我的同性恋朋友理查德（1）
一
认识理查德是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