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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九五七年，台北一个以前北平名女人的养女李幼冬，才二十二岁，被仆人持刀逼奸，结果这个混账仆人居然在法庭上说是和奸，混账的法官居然把这种案件公然审理，而混账的新闻记者居然也就在报章杂志上绘影绘声。李幼冬冤郁难伸，最后服毒自杀。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台北《新生报》上说她“清白被污，令名受损”，“自感无颜见人，顿萌短见。”
上面随手举出的例子，都是所谓“羞忿自尽”的遗风。尤其最后一个例子，在李幼冬自杀后，我正在大学里读书，一连好几天睡不好，我深深觉得：传统的观念真是害死人！这完完全全是被观念害死的！在她死后，我遍读报纸杂志中的评论文字，竟找不到一篇观念清楚的文字来大声疾呼：李幼冬丝毫没有自杀的必要！大家都相信那件暴行可以使她“蒙受不洁”，使她“清白被污”，使她值得“羞”、值得“无颜见人”。传统观念如此，无怪乎李幼冬也要“以手遮脸或是低头疾走”了，最后只好“以一死来剖白她的清白与无邪”了！
从那时候起，我就发愤要写一篇大文字，痛斥传统下“羞忿自尽”的荒谬观念，同时痛斥一切坐视、纵容或鼓励这种荒谬观念的混账人物（不管他是专栏作家还是新闻记者）。我深深感到，澄清观念和移风易俗的事，我们实在不能靠某些大官的谈话、名流的高论和记者的浮议了！他们都不是真正能挺身出来说些明白话的人！他们分析呵题的训练根本不够，难得从关节处一刀扎下，涌出真知和灼见。他们只是带着小百姓在错误的观念里做迷宫游戏而已。我们若真要加速现代化，绝对不能靠他们。
李幼冬自杀的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对性观念、贞操观念、处女观念等的一片含混无知，探讨这些含混无知的形成，却又不能不回归到国粹。
在国粹里，一个女人被强奸，摆在她面前的路，有这样七条：
一、她要先拼命拒绝，最好“舍命全贞”、“拒好殒命”。因为“‘生命’事小，失节事大”，拒奸而死，才是烈女。
二、不得已而求其次，她应该在“清白被污”之后，“羞忿”
一番，然后自动“自尽”。
三、如果她不肯自动魂归离恨天，她的父母等便该出面，责备她真不要脸，还活着干嘛？所以“逼令自尽”。
四、再不得已的办法是，这女的应该“就好而嫁”——就干脆嫁给那强奸犯，因为这样，总算符合可“不事二夫”的大规范，总算没有跟第二个男人打过炮，总算生殖器只让一个男人“专利”，虽然在“专利”之前，歉未“申请”〔注五〕。
五、再不然，就要讨价还价了，反正父母觉得女儿总归是女人耳，早晚还不是在聘金和红饼下嫁出去？所以既然这强奸犯不能和自己女儿白头偕老，干脆就要“遮羞费”。因为被强奸是“羞”，这个“羞”，只有可爱的钞票才能“遮”得住。
六、另一个办法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最好聪明点，干脆就别声张，死心塌地吃哑巴亏算了，因为这是“丑事”，以“一切都遮盖”为上策。所以，一切强奸的累犯便因此一再横行了。
七、最后一招是“不甘受辱”，诉诸法律。结果呢，最占便宜的是“舆论喉舌”的报纸，而这女的本身此后若想嫁人，因“已非完壁”，所以受了很大的影响；若已经结婚，那就要看她丈夫大脑的构造了。
上面七种，都是从国粹思想层层蜕变出来的众生相，都是会使瑞典人、法国人、美国人感到跟他们“不太一样”的众生相，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再深入研究的题目。 论真处女
我的答案是，这些众生相，统统都是“泛处女主义”泛滥的结果，“泛处女主义”之所以能够泛滥，它的源头活水又是“处女膜主义”。中国人对“处女膜主义”的信仰，已经到了石破天惊的地步，我说这话，有例为证：
第一个例子是：清朝慵纳居士《咫闻录》中一则“贞烈妇”
里，记河北一个姓郑的女孩子，许配给一个姓刘的不良少年，还没过门，未婚夫就淹死了。她说她“已受刘聘，即刘门女也！
从一而已！岂可复有二心！”于是开始守望门寡，到了四十九岁才死。临死前，“满室馨香，殓时，易其下衣，犹然处子！”请看这是何等泛滥的处女癖！临死还要检查！
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五0年的一月，台北发生陈素卿殉情事件。当时认为她“守贞而殉情”，太伟大了，人人都同情。台大校长兼山东好汉傅斯年，合同沈刚伯等、一行四人，联名写公开信给《中央日报》，认为应该捐钱把她葬起来，甚至葬到台大校园来。信里说陈素卿之死：
同人相逢皆谈此事，不胜伤情，何感人之深也！
有陈女士之死，则世间精灵若有不混者焉！
陈女士则殉赤子之灵心耳！犹若有胜焉！
可是后来听说陈素卿在死前有过性关系，于是傅斯年又大呼上当了！再也不提“葬陈女士于山水清幽之所、尘嚣不染之间”了！其实，依我李大炮看来，傅大炮们大可不必如此，他们做对了，并未上当。因为陈素卿的“感人之深”，绝不以是否“处女”为要件。一个人能力情死，不管有无必要，就“伟大”言之，已经够了。换句话说：“处女”而死，固然“殉赤子之灵心”，但是“非处女”而死，又何尝不是“殉赤子之灵心”？并且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能还“犹若有胜焉”呢！傅大炮们之所以一念不开，大呼上当，毛病出在他们的知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只知道歌颂情死，却不知道情死之伟大与否根本与处女与否是两码事。结果他们自找烦恼——被“处女膜”绊了一‘跤！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为德不卒，实在和中国传统中泛滥的处女癖有密切关系。
就理论而言，处女是好的，可是不是处女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事。糟糕的是，中国传统中，总觉得处女比非处女（包括已婚妇人）好，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理论根据。《不可录》中有一条小故事：
〔明宣宗〕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岁贡授学正，改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驿亭。甚美。意欲就公。公奋然曰：“处子可犯乎！”取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焚之。
天明，召其母家领回。后大廷对策，忽飘一纸堕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于是文思沛然，以状元及第。
这个故事说明了处女的重要性和“犯”处女的严重性。哪怕是她送上门来，甘心情愿，也不行。所以可推知柳下惠“坐怀不乱”，大概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他阳痿，二是他怕“文思”不“沛然”。
处女既然如此重要，故泛滥出很多不近情理的贞节思想和事实：
一、胡天游《女李三传》中记李三替父亲报仇，使仇人死在监狱里。可是仇人家里恨她，造她谣言，说她曾被人强奸。有一个公子，知道这是谣言，想娶她，她不肯。最后以“名为人垢”，乃自己把自己绞死了。这是“泛处女主义”的中毒。
二、薛福成《庸盦笔记》里曾记：“有一人便旋（小便）于路，偶为妇人所见，其人对之微笑，且以手自指其阳物，妇人归而自缢。”按这个男人的行径，本是一种“狠亵暴露”（indecent exposure），这个女人以为这样是被羞辱，因而自杀，完全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三、王韬《凇滨琐语》里也记了一件事：一个女孩子，被一流氓强奸未遂，这流氓怀恨在心，在外乱说她曾跟别人私通。
害得她的未婚夫都想“索聘绝婚”了。女孩子气得不得了，跟她妈说：“此冤唯儿身后得白耳！”于是剖腹自杀。这也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四、《旌表事实姓氏录》中载：“张氏贞，丰里志远女。一日女独在家，邻有恶少，乘间欲调奸，女正色拒之，不去，〔女〕大声疾呼，邻里纷至，乃遁。〔女〕父归，呜官，官以奸未成，枷责放恶少归，驾言好成以诬女，女闻羞之，投缳死。”这又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五、《神州女子新史》续续编中记爱国女学学生吴其德，跟上海公学的学生饶辅庭订了婚。后来人家说吴其德曾经跟人有性行为，饶辅庭开始多疑，吴其德就自杀了。饶这时才大后悔，乃舍身革命，做了黄花冈中的一位烈士。这同样是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毒。
六、袁孟纯《书袁芝瑛事》（重庆《国民公报》国民文苑第四0二期）记袁芝漠“年二十有几，丧母，犹未嫁也。父娶后母，年少于芝瑛，芝瑛事之失礼。一日，后母言其不贞，芝瑛面赪，口呐呐不能自辩。退而告其祖母曰：‘儿无复以面目见人矣！’其夕遂自尽死。乌虖，芝瑛可谓知耻矣……一言之辱，以死白其志……芝瑛固知节之重于身也！乌虖烈矣！”这更是大中特中了“泛处女主义”的流毒了！
上面六个例子，无一不证明了“泛处女主义”已经在中国泛滥成什么样子，其不近情理的程度，甚至对非处女的已婚妇人，也完全波及。在己婚妇女中，有的为一言之“辱”而自杀（如秋胡妻）；有的为被劝改嫁而割鼻子（如梁高行）；有的割手指（如廖伯妻），有的朝脸上涂大便（如崔绘妻）；有的为证明不怀二心而割耳朵（如刘长卿妻）；有的被人偷看洗澡而上吊（如王凝妻）；有的被人拉了一下手腕就大喊：“吾腕为人所污矣！”
而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杨炯妻）；有的耳闻别人说她闲话，她就割下一只耳朵来（如林国奎妻）；有的在大水来时，为了不愿自己的手被救灾的人拉住，宁肯淹死（如王京娥）……这一切不近情理的“节烈”举动，哪一件不是受了观念的害、中了观念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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