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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当时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过了一天，邓颖超大姐安慰她，劝勉她。随后恩来同志也找她详谈，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不久她写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纪念她的战友，登载在《新华日报》上。随即她又以更高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更繁忙的工作之中。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当时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又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的感觉，要是生了病就更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都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我们许多工作则仍然在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因怕传染给大家，于是我住到红岩半山腰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得了病，她连发了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医生说是感冒。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未退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最后昏迷不醒。同时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因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在臀部开了一刀后，挤出脓血一大盆。烧倒是退了，可伤口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也没有合适地方住，只得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来。她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只得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痛，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小草房时，她见到有我和超俊做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么事都干不了，她逐渐地不耐烦，发牢骚，甚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重要新闻，我爱看说，又给她讲讲小说里的事。过了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的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所住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发响。龚澎很怕霹雳声，我也睡不着，就想起床和她说说话。突然轰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炸起，接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我床边来。我摸着火柴点上小油灯，这时超俊也从侧门进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这时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了，刚过侧门，我们住的那间小草房，啪啪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了眼。超俊说，老天真是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做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的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有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小晒台也给堵死了，二楼那些政工队员也不再出现了。龚澎和我搬回曾家岩又忙碌起来。
第一部分第4节：乔冠华与龚澎相识相爱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接着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让我转告南乔他这几天很忙，过些天会尽快找南乔谈话的。我答应着正要转身，他又把我叫回说：你带点水果和吃的东西去吧。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因为我在文化组工作，让我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分内的事，但心里还是有点纳闷：既然已调来工作了，恩来同志为什么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我到了纯阳洞宿舍，见到这位南乔。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礼貌地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并感谢恩来同志的关心。他给我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他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我坐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以后我还曾经给他送去过衬衫、袜子什么的，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说完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在认识老乔之前，我曾读过不少他写的文章。我们虽住在重庆，香港的报纸还时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他在香港以乔木的名字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而且很有文采。这种文章本来容易显得沉闷，但他的文章却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可读性，当时我们都很爱读。
1942年他调到《新华日报》以后，正值皖南事变，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国共继续合作，反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所以国际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了，在这期间老乔写的国际评论文章不很多。1943年以后，他就以于怀为名，两周必有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有很好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还出版了乔的文集。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也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如今胜利了，但却是民穷财尽，满目疮痍。人民多么希望有个和平环境，重建祖国和家园。中共派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情况都十分关注，国外新闻机构派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大大增加，国外使团人员也多了。我们在重庆原有南方局外事组的人员也增加了，而龚澎仍然是主力。她奔忙于记者群中，大力宣传我党主张和平的方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恩来同志与国外人士以及新闻界的接触也大为增加，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都是龚澎陪同作翻译，这就使得龚澎更加繁忙了，同时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她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了。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龚澎的身份是记者或翻译，实际上已经是我党的“新闻司长”了。
第一部分第5节：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
194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也随后到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成立了办事处，并设有周公馆。为恩来同志工作方便，我党当时在上海也设立了周公馆，即上海马思南路107号。1946年，龚澎、乔冠华和部分外事组人员住在马思南路，那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都在上海筹备出版，所以我也到了上海。可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新华日报》出版，我就在《群众周刊》任记者和编辑，同时也在上海文委从事文化工作，也住在周公馆内，和龚澎夫妇朝夕相见。那时龚澎和老乔领导几个青年同志，除了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