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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964年底，也就是全国京剧会演之后，我调到了外交部。
1965年，全国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中央各个部门也分批派干部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夏末，我首批到了苏北盐城地区的南通市。那时外交部在这里有一个“四清”工作队。我们这些队员，根据上级规定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倒是和解放前夕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差不多。我住在如皋一户姓林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时的南通市在当地算是较富裕的，有两条像样的街道，好像还有一两家卖百货的大店铺。我们一两个月轮流回到县城买些吃的用的。那时的苏北还是个很贫穷的地区，但这个小城真像天堂一般了。
我住的那个村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林姓人家：他们家是贫农，一家四口人，住两间破小草房，房屋非常低矮，没有窗户，潮湿异常。家里的母亲有五十来岁，但已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在家里负担一切家务，还照顾四岁的孙儿。我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室，白天随着年轻夫妇去下田。她家种着几分稻田，那时自留地只有门前屋后一点点。她家养不起猪，只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可给孙儿增点食。平日他们都是两稀一干，糠菜各半，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几块烂咸鱼或一碟咸菜。
那时，我们同农民三同的目的是扎根串连调查情况，要抓出在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住在这户农民家中两月有余，他们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对于搞什么“四清”确实毫无所知，也毫无兴趣。说实在的，在下乡之前我们也都学习了有关文件，实际上是不甚了了。农村里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走资派？以后我又调到一户村干部家里扎根，他家的生活比那户贫农稍好一点，但仍然是每日两稀一干，离资本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这使我们回想起1947年在晋西北搞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情景。说实在的，那时的所谓地主，其实也是穷人一个，只不过有床铺盖，有半缸粮食而已。比起那些赤贫算好点，把他当地主斗了，可以分他的地，分他的粮。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数十年来各种运动各种斗争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倒是来自北京的各种新闻，我们大致隔三五天能看到北京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等。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形势表面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而稍有敏感嗅觉的人，也会在“前十条”、“后十条”、“桃园经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的下面感觉到一点什么，所以大家一有机会就会跑到南通市，看看报纸，听听消息。
终于慢慢流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各大报并没有转载，但却印发了小册子，使即使是远在农村的人也不得不引起注意。
不久以后，又听说戚本禹还写了一篇文章《要害是罢官》，《文汇报》又发表了许多篇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众说纷纭。《海瑞罢官》不过是一出戏，如何会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我们虽然很少议论，但都在猜测：在北京，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1966年5月1日刚过去，我们在南通市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五一”社论。这时已经非常明显了，矛头是针对着北京市的领导甚至党中央的。对我们这一群普通干部来说，真像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大家心中都是惶惶不可终日。还好，没过几天，接到命令，全体“四清”工作队员立刻返回北京。
1966年6月的北京已经乱哄哄了，满大街人流汹涌，各式各样不成形的大字报已经开始出现在街头。不过在外交部内还比较平静，照常办公。
第六部分第69节：旧事重提（6）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上台了，扶摇直上成了国家领导人。
有着数千年自我封闭历史的泱泱大国，到20世纪60年代又一次关着门自己斗自己。在那场自我大动乱中，我们不知丧失了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和人才。这种损失不管怎样计算，都是无法估量的。
1968年以后，发动这场运动的最高决策者，也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然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各国的变化，并不因为我们闭眼不看而停止活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思想深处，不会忘记这些。尤其是周恩来一直掌管着外交事务，就是在他被逼到最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不曾忘记。
1968年以后，周恩来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其时我国和7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烧事件，也是周恩来亲自出面处理的，并谈及与英国关系升为大使级的问题。
毛泽东也很重视对外关系。在这段时间中，外交上还曾发生了被人称为戏剧性变化的事情。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那个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年代，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诚然斯诺是中国的老朋友，而且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世界来说，这不是件小事。
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也由于世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尤其是所谓“美苏和解”的逆转，他们也考虑到了东方大国——中国的分量。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晤，已经达134次，虽然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少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也在考虑在有利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冻结了20年的僵局。但他们好像忽略了毛泽东会见斯诺这件大事，却在华沙大使级第135次会谈中，作出某些缓和局势的姿态。
说到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般人也许都不大注意，其实在中美正常关系中断了的20年间，这是惟一没有中断的一根线，我认为应该承认它所起的一定作用。如果有心，大家就会注意到每隔一个月、两个月甚或更长时间，在《人民日报》的二版，有时甚至在头版的一个角落，会有一小方块新闻，写着华沙中美大使第若干次会谈。
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派出“文革”以来第一支乒乓球队出国比赛。美国也派出了9名队员。当比赛暂停休息的那一天，美国球队有一名队员格伦·科恩，大约是因为好奇，偶然地接近获得3次世界冠军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并把一件T恤送给庄则栋作为礼物。庄则栋接受了，而且回赠给科恩一块印有中国风景画的手帕。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不久却引发了有关中美的爆炸性新闻。
两天之后，中国乒乓球队领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回国途中访问中国。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中美断绝正常关系以来，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没有过访问（新闻记者除外）。美国乒乓球队的领队格雷厄·梅·斯廷霍文第二天回答，同意访问中国。他们来到中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还接见了这支乒乓球队。这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条大新闻，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毛泽东主席说它是小球转动了世界这个大球。
1971年1月5日，尼克松总统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传递信息给周恩来。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仍然通过巴基斯坦总统给美国领导人复信，表示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博士），甚至美国总统本人。这时候，两国领导人的秘密传话活动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1971年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他。基辛格此行重要的收获是确定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访问北京。
1971年7月15日，太平洋时间下午5点半，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尼克松总统将要访华的公告。尼克松是在洛杉矶附近的全国广播公司向全国发表公告的。他除了宣读共同声明之外，还作了简短的讲话。我认为他的讲话相当出色，内容全面，措词恰当。应当承认，尼克松是美国总统中富有胆识、智慧和战略目光的一位杰出总统。虽然他曾遭受过一些非议，但事实已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总统。
后来听说，尼克松总统走出广播室来到洛杉矶的佩林诺餐厅，受到当时许多人的祝贺。这件事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甚至使已准备到台湾去旅游的内阁成员们、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改变了主意，要到中国大陆旅行参观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访问，中美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一事件确使世界各国为之震动。在美国，最初也有各种反响：欢呼者有之，震惊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唱反调者有之。但不久，大家就趋于共识：这是世界和平事业的一次巨大成功。而且很快美国公众就对中国大陆产生了极大兴趣，想要了解中国大陆、到中国大陆去看看的热潮很快汹涌起来。
这篇故事要说到的主角之一，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就是众多来访者中的一个。中国境内的另一主角，就是蛰伏了十数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异军突起，扶摇直上的人物——江青。
第六部分第70节：江青初见维特克（1）
1972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林彪一伙已经完蛋了，江青一伙还在不断兴风作浪。他们不断给外交部制造麻烦，比如意大利记者“安东尼奥尼”事件之类。但在外交部内，形势较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日常工作比较忙碌，这和社会上仍然是乱哄哄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内部的不同派别、不同思想的斗争在暗中仍是很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