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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多少。但是我已经确认了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会跟随我们投票的。”
拉克斯福特解释了私下交易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是，你可以不停地说啊说，但在一些我们必须使大会通过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好的说辞。”73
凯恩斯于7月13日致摩根索的一封“又臭又长的信”中，继续强烈要求将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选址问题从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拿掉。“他重复了不下五次。”摩根索次日早晨对他的团队抱怨道。凯恩斯提出，从政治程序的角度出发，基金选址是一个“高级政策”问题，超出了与会代表们的职权范围。
“我坚定不移地反对凯恩斯的立场而且我也不打算改变，”司班斯说道，所有人都支持他的立场，“我认为你应当以外交中所允许的最为直截了当的语言向他说明。……语言粗俗一些也无伤大雅。”74
凯恩斯最终在与摩根索的私下会晤中提起了这个问题，他在会谈中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反复强调，如果美国人强行要求就此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他将受命于白厅而不得不“退出”大会。摩根索不为所动：“我们的代表团觉得需要这样做，特别是其中的国会代表。”
“你们的民族存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总统大选，所有的事都牵扯到国会。你们总是把它推给我们。”凯恩斯回击道。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这一次如何对付国会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目的是不要再重复伍德罗·威尔逊犯过的错误。”摩根索平静地回应道，这与总统选举没有关系，“罗斯福总统将会轻松获胜。”这是为了避免在国会中再次发生灾难性的逆转，就像威尔逊的国联遭到挫败那样。“你知道，参议员洛吉的文章表明，如果当时威尔逊派人去请他来并和他谈一谈，他洛吉会让这个东西在参议院通过的。”
在进行了一番简短而愤怒的抵抗之后，凯恩斯带着被摩根索称为是“极好的情绪”结束了会谈。75凯恩斯知道是时候再一次面对政治现实了。7月14日，他在致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的电报中表示，“我认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希望能被指示按照第（1）方案或第（3）方案行事”，即或者默认结果，或者继续争辩但仅仅是为了作秀。76
怀特希望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是罗宾斯请求美国人暂时不要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再等几天，直到凯恩斯得到伦敦发回的消息。“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打败，但我们希望避免遭受羞辱。”文森在报告中记录下了罗宾斯说的这句话。
“我们可以等。”怀特大度地作出让步。77
7月17日，财政大臣让凯恩斯回信摩根索，称他凯恩斯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表达出财政大臣在选址问题上面临的政治困难；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将收回对大会投票表决的反对意见。但是，英国将保留对最终接受基金组织设置前提条件的权利，这个条件就是指定的总部所在地应“被认为最符合基金组织的利益”。78凯恩斯对摩根索说，他希望在就基金组织选址问题进行表决前发表一份公开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第二天，7月18日，大会投票决定，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设在份额最大的国家，这是美国的代名词。《纽约时报》于投票次日高调宣布投票结果：《英国放弃将伦敦作为世界基金中心的斗争》。79
摩根索与怀特和艾奇逊一起仔细研究了凯恩斯的新闻稿。艾奇逊赞同凯恩斯的观点，即基金组织的选址是政府间的问题。怀特被激怒了。“政府是由代表们代表的，”他坚持道，“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在代表们决定后，各国政府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摩根索打断了这场争吵。“你们说完了么？”他问道，“现在听我说，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即世界的金融中心将变成纽约。我愿意在这些代表团面前直面这个问题，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我们不希望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到了另一个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再处于这么有利的位置，而他们也许会变得有能力进行私下交易，结果可能就是它将设在伦敦。”两天后，摩根索几乎指责艾奇逊犯了叛国罪，他告诉怀特、拉克斯福特以及文森，“艾奇逊在试图阻止我们提出世界银行选址问题时对我说过的话，居然一字不差，在我看来似乎这不是一个意外。或者他把讲话透露给了英国人，或者英国人透露给了他。”80
有时怀特和摩根索不知道艾奇逊究竟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读过了罗宾斯7月2日的记录，他们也许不会感到意外。罗宾斯写道，英国与“我们在国务院一方的亲密朋友”的关系“是一如既往的友好”。81根据罗宾斯的记录，艾奇逊对于美国在机构总部选址问题上不讲道理的顽固立场感到“非常愧疚”。“我知道我们的态度完全是不合理的，而且我很能理解有时你会认为是在和一群完全疯了的人打交道，”罗宾斯援引了7月13日和艾奇逊在一起喝酒时他说的话，“如果想让基金组织在国会有任何通过的可能，诸位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我仅仅是告诉你实际情况是什么。”
让罗宾斯感到同样不安的是，他无法消除艾奇逊对英方在租借协定第七条问题上进展缓慢的担忧。该条款要求英国承诺在战后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并使其货币可兑换。这个问题在英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雷区，但是对于英国能否继续回避它，罗宾斯不抱有任何幻想。“无论我们如何讨厌它，……在美国人心目中，第七条与租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如果我们在制定与长期贸易安排有关的政策时，却不知道美国人会对我们处理短期财政状况的建议作何反应，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需要现金，而如果我们背弃白纸黑字承诺的义务，我们就无法得到它。”82
到了此时，艾奇逊对怀特的看法可以说是充满了敌意。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首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艾奇逊会揭示出，当时他“经常对哈里·怀特粗鲁无礼的才能感到极为震怒……以至于与我曾经用过的措辞相比……指责他支持共产党的说法……会显得很温和”。83
最终，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选址问题不是通过会议程序或者精妙的法律处理而解决的。这是一个机会与权势的问题。美国坐拥天时之利，一系列特殊事件的交汇构成了一个短暂即逝的机会之窗。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以其对于他国不可或缺的金融服务作为交换，不仅终结了竞争性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在美国当局看来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祸根），而且永远地将欧洲老牌大国从全球舞台竞争对手和障碍的位置上除去。“现在优势在我们一边，”财长宣布，不要再优柔寡断和焦虑不安了，“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
“如果优势在他们那边，”怀特补充道，“他们也会抓住它的。”84
尽管在选址问题上英国人以友好的姿态作出了让步，但就在第二天，凯恩斯还是爆发了。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的导火索是一个不为人关注的问题：国际清算银行的未来。这是一个松散的、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央银行家联盟，坐落在瑞士的巴塞尔，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上的小城市。
挪威代表在会议初期曾经提议立即清算并关闭国际清算银行，因为它曾经与纳粹政权合作协助其控制被德国入侵的成员国。其他一些欧洲代表团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罗宾斯形容挪威代表团团长、中央银行董事威尔海姆·吉尔豪是一个“古怪的、培尔·金特式的人物，声音暴躁，说话时习惯使用各种毫无意义的手势”。85荷兰人反对这项决议，荷兰代表团团长J。W。贝叶恩在1939年担任国际清算银行主席期间曾经作出过一个有争议的决定，他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授权将捷克的黄金转给德国。英国人也表示反对，英国外交部的奈吉尔·罗纳德和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博尔顿反对挪威代表团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没有任何关系。艾奇逊和美国国务院支持英国的立场，这令怀特感到相当不快。银行家布朗加入艾奇逊一方。但是，尽管布朗的银行在1929年应国务院和财政部的要求协助建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他却私下支持解散，只是不愿因为在布雷顿森林采取行动关闭这家机构而使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
一场混乱的喜剧于7月19日下午上演。拉克斯福特和他的美国同事试图改写决议的部分内容，使一国不能同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以便阻止英国人对此项决议提出程序性问题。因为这将在国际清算银行与基金组织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从而使英国的反对无效。罗宾斯将美国的倡议称为“幕后的政治阴谋”。86截至此时，决议还没有形成任何正式的版本。但是晚上7时20分，凯恩斯从他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消息却是，第三委员会的一个分委会不顾英国与荷兰的反对，批准了一项关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批准的消息已经通知了新闻媒体，而且它很快将提交委员会批准。凯恩斯怒不可遏，等不及他与摩根索约好的晚宴之日，径直下楼来到摩根索的套房发泄他的愤怒。“这个人对国际清算银行的事大发雷霆，并说道，如果它于9点通过，他将立刻起身并离开大会……他感觉他被出卖了。”摩根索对怀特、文森和拉克斯福特说道，时间是当晚9时30分刚过一点。摩根索的夫人艾琳诺在凯恩斯爆发时身处现场，她描述道，凯恩斯“是这么得激动”以至于气得“全身发抖”。87根据罗宾斯的记录，艾奇逊“特地解释称他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责任”。88
关于这场冲突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怀特和凯恩斯都反对拉克斯福特的方案，尽管各有各的原因。怀特反对的理由是，它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