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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文·柯立芝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戴维斯之后，但他仍然相当体面地赢得了17％的普选票。而怀特为了实现自己早先的抱负，于1925年又一次横跨大陆，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怀特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陶西格认为怀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篇论文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当年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并于1933年出版成书，题为《法国1880～1913年的国际收支账户》。正是从这项研究开始，怀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虽然怀特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距他论文出版仅过了20年；但也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鼎盛之时，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全球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本国国内及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黄金追索权跨境转移行为的调控（而黄金本身仅仅是在各国央行的金库之间转移）。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怀特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著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著名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用“安全的黄金时代”来形容一战之前的30年。10
怀特的论文显示出他既不是旧时代的拥戴者，也不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像是个补锅匠和工程师。他既赞赏经济的内生机制，但也在寻找政府可以调节的按钮，使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论文开头，他首先描述了传统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该理论阐述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如何反过来影响汇率、黄金流动、利率、信贷、价格和贸易，表明这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体系如何令人叹服地持续不断回归平衡。正是这种不间断改变与系统性稳定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构成了战前金本位体系的基础。但是随后，怀特着手用数据来检验这个优雅简单的模型能否成立。他回到法国，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平民而非士兵，并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尽管怀特及其书籍的评审们均对他所使用的原始统计数据质量不甚满意，但怀特融数据与逻辑于一体，合情合理地陈述了法国经济与新古典等式并不十分同步的故事。
怀特的书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写给斗士鲍勃的信中那种标志性的激情。类似“关于资本出口对本国和世界总体有益的假设并非无懈可击”的语言，是典型的怀特式严肃结论。“对于外国投资的总量和方向进行某些理性的调控是可取的。……一国储蓄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所造成的影响过于复杂，后果过于严重，以至于如果不试图评估其对该国总体福利的影响，就不能允许资本的继续出口。”11虽然这些观点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表达方式上却丝毫没有凯恩斯大师般的犀利和雄辩。
虽然在论文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但是在之后的6年中，怀特的教职每年一续，却始终未在获得终生教职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想要从哈佛内部晋职向来十分艰难，但是阻碍怀特的似乎是他留给别人的一种印象，即他在学术上普普通通而在个性上难以相处。一位学生说他是优秀的老师，但是他的一位教师同事则认为他郁郁寡欢，能力上“并不出众”。已经年逾四十的怀特对他所处的无着无落的不确定状态感到沮丧，转而接受了劳伦斯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那是一个远离剑桥的规模较小的学院，位于威斯康辛州的阿普尔顿。1933年，在搬至阿普尔顿仅一年后，怀特被提升为教授，但是他仍然感到沮丧。他的同事认为他聪明，是个好老师，但是他态度粗鲁、固执己见。与在哈佛时一样，他的经济学被视为大路货。但是他进步的政治倾向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目标的拥趸。怀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调节按钮上。
一封怀特致其哈佛导师陶西格的未注明日期的书信草稿，显示出怀特显然无意留在阿普尔顿做一个学术工蜂，这封信很可能写于1933年。
一些日益高涨的呼声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些呼声要求将我们的经济与严重干扰隔离开，并通过在更大程度上限制进口实现这种隔离。我认为，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呼吁经济自给自足的观点，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我在想，要制定出可行的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国内事务更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同时又不以牺牲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的稳定力量或外贸收益为代价，这是否可能。我猜测，前进道路可能的方向是对外汇和贸易实行集中管控。
在此后的华盛顿职业生涯中，怀特将会始终牢牢坚持这一技术性的观点，即一个开放的美国经济体系，通过政府控制汇率和管理贸易的方式来缓和各种扰乱的冲击。
令人不解的是，怀特在给陶西格的信中接着写道，他认为问题的答案是苏联。
今年整个春天和夏天，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的观点还没有明确。我还在学习俄语，希望能有机会获得研究学者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在苏联度过一年。在那里，我想要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调查研究所集中研究制定计划的技巧。我希望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奖学金，虽然我获得这一奖项的希望并不大。12
如果怀特获得了奖学金并前往莫斯科，他的思想历程和职业道路会是怎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会成为一个虔诚不二的中央计划主义者，还是会对斯大林幻想破灭？现在看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会失去一个更大的改变世界的机会。
带来这个机会的是1934年6月7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芝加哥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维纳，他是凯恩斯思想恭敬的反对者，也是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老师。当时，维纳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顾问，他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三个月，协助他完成关于美国“货币与银行立法与体制”的研究，“目的是为行政当局制定长期立法计划”。收到信两天后，怀特即拍电报表示接受邀请。“我很高兴将前来与你一同工作”，而他却连付他多少薪水都不知道，而且连问都没有问。维纳在复电中表示，报酬只有怀特在阿普尔顿薪水的三分之一，外加200美元的生活津贴。怀特从6月20日起开始了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阿普尔顿。
怀特在华盛顿的炎炎夏日中不停歇地工作，并于9月22日向维纳提交了报告。报告的标题气势磅礴：《美国货币标准的选择》，清楚地表明作者直奔主题而无意被次要问题转移目标。现在，怀特不仅想影响而且想制定最高层的政策，他不会白白浪费由一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在报告开头，怀特阐述了他关于未来经济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黯淡，各国政治上相互竞争加剧，使战前金本位时期形成的多项成果全面倒退。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产生了稳定性力量，然而未来这种稳定性力量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深远影响。其他国家已经对来自国外的扰乱性力量有所警觉，它们也关注国内的稳定，并且在为抵御扰乱冲击而采取限制性措施问题上更加果断。未来美国大量的农作物出口可能遭遇更多专门用来防止“倾销”的进口限制措施；不断升高的贴现率将遭遇更有效的黄金保护措施等。众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将加大政府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管控程度，并且愈发频繁地使用这种政府管控手段，以此与竞争国家抢夺竞争优势。因此，在贸易关系领域，对竞争优势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国际货物和资本流动突然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形也将越来越频繁。这些新情况反映出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增强，并阻碍了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交换本应产生的稳定性力量发挥作用。13
怀特的结论是，任何新的货币本位制度都应该将“促进贸易和金融”作为一项关键标准，但也应当允许“各国自主制定国内政策”。14需要这样一个体系，“既结合了金本位和国家货币本位制度两者最大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各自的主要不足之处”。它应当是“一种‘有管理的’货币本位制度”。15
当一个国家遭遇国际收支逆差时（进口和债券购买超过出口和债券销售），用怀特的话说，她就面临“两害相权”的局面，要么汇率贬值，要么国内价格水平下降。两者都是扰乱性的，都不可取，但是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在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所以国际收支需要通过国内通货紧缩的方式加以调整。与凯恩斯一样，怀特也认为合理的方式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我相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怀特写道，“对于一国而言，国内价格水平调整的成本比频繁变动汇率大得多。”美国“将自寻烦恼地使这个国家陷入类似1929～1933年的境地”，那是一段持续通货紧缩的时期。16
因此，怀特希望重写美国货币体系规则，赋予革新后的美联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要比其在金本位下拥有的权限大得多，然后再说服全世界其他国家支持，以便在国际上将这一制度确定下来。这一任务甚至比看起来还要艰巨。因为金本位实际上并非由某人所“创造”，而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尝试和失败后，才于19世纪早期在英国诞生，并在此后很久，直到该体系促进本地和全球商业的作用彰显之后，才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
但是，1934年的世界深陷萧条之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下降28％17，贸易量骤降29％18，失业率飙升至22％。19怀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