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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获得了她的任命。胡佛的判断是基于“大量确信可靠的机密情报来源”。怀特仍然继续与间谍网络中的几乎所有人保持密切的个人接触。胡佛还指出，一个加拿大的消息人士至少知晓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的部分指控，并非常焦急地希望确保不要任命怀特进入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任职，因为他在这些组织中将能够对国际金融安排发挥巨大影响。胡佛强调，怀特不当行为的事实一旦被发现，也将危害到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成功运行。
杜鲁门后来声称，他直到1946年2月初才获悉对怀特的指控，算起来大约是在沃恩收到胡佛报告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他提名怀特担任美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两周之后。112月5日，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批准了对怀特的提名，当日伯恩斯收到了胡佛发来的报告，而一天之后文森也从杜鲁门那里收到了报告。伯恩斯后来表示，他对报告的内容感到大为震惊，并建议总统收回对怀特的提名。一向讨厌怀特的文森则希望将他从政府队伍中彻底清除出去。根据伯恩斯所述，杜鲁门给国务卿打电话询问怀特提名的进度状况，并在得知提名已被通过后大为懊恼。伯恩斯和杜鲁门讨论了撤销提名的各种办法，但总统非常谨慎。
2月22日，文森、克拉克以及胡佛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讨论各种给总统建议的方案，其中包括总统将怀特免职且不作任何声明，或要求怀特辞职。根据杜鲁门后来的叙述，他最终决定继续推进怀特的任命程序，一则是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避免发出信号使间谍网络察觉到调查行动的存在，二则是为了将怀特从财政部调到一个对于国家安全而言敏感性没有那么高的位置上。
多份联邦调查局的进一步调查报告于春季开始在政府内部传阅，详细列举了被本特利指认的怀特其他前同事涉嫌从事的间谍活动，包括弗兰克·柯伊，他后于1958年前往中国并为中国政府工作，以及威廉·路德维希·乌尔曼。12怀特此时很可能已经知道他受到了监视和调查。他于5月初开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工作。13胡佛后来称，此后联邦调查局对怀特的监视因为基金组织的治外法权而“受到限制”。
2月19日，凯恩斯被任命为英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个机构的理事。3月5日，他在华盛顿与文森会面。文森称，美国当局决定不提名怀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职务，尽管怀特是这一职务的“当然”之选。相反，他们决定支持一个美国人担任世行的最高职务以赢得“美国投资市场的信心”。从公平性的角度出发，他们一反常态地得出结论，认为“由美国人担任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将是“不合适的”。虽然凯恩斯与哈里·怀特有过不少争执，他仍然对此感到失望。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个最优秀的领导人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毫无疑问，美国的银行家会更愿意让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来掌管世界银行。但是，一年之前美国银行家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支持世行；如果说有哪个机构令他们感到缺乏信心，那就是基金组织。事实上，美国当局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在基金组织中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比怀特更高的职务可能会引起太多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当然”的候选人没有得到这个位置？
文森显然不能将有关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真相告诉凯恩斯。历史的路径就这样被简单地改变了。如果没有这些报告，由欧洲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传统肯定会颠倒过来，前提是美国人不会对两个职位都提出要求。
凯恩斯得到的另一则消息更加令他感到不安。英国人一直以为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设在纽约，但是文森告诉他美国当局将坚持设在华盛顿。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他对此反应“非常强烈”，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人否决了伦敦的可能性时他所作的反应一样，并称将基金组织和世行设在华盛顿将使它们沦为美国当局的“领地”。文森反驳道，将它们设在纽约将使其“受到‘国际金融’的毒害”。这是当局对其感到厌恶的银行家们的代号。他委婉地表示，这一决定是不可更改的。14
凯恩斯与莉迪亚乘火车向南行驶750英里抵达了乔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威明顿岛，凯恩斯期待此行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续的一场轻松愉快的胜利之旅，这一次是为了创立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还将就少数遗留问题作出决定，诸如两个机构的选址以及执行董事的职责。这个南方小镇温暖舒适、景色迷人，凯恩斯立即为之倾倒，称它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脸庞蒙着一层精美的蕾丝”。15
300名代表、观察员、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参加了这次盛会。3月9日，文森作为大会主席致辞欢迎宾客们的到来，他回忆起代表们在布雷顿森林的集体创造，称其不亚于“一个经济的大宪章”。英国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保罗·巴瑞称他这番话是“长篇大论、空话连篇……充满了情绪化的以及本质上很虚伪的希望之词”。16而文森自己则对凯恩斯的一番发言感到非常恼火。凯恩斯借用不久前上演的舞剧《睡美人》中的形象，编造了一个与仙女有关的比喻：他希望仙女们能将智慧和好运的雨露撒向新设立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他在结束时说道，让我们希望“没有恶毒的仙女”施加诅咒将它们变成总是怀有黑暗和不可告人的动机的“政客”。因为那时，“可能发生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它们进入永恒的睡眠，永远不会醒来，不会在人间的法庭和市场上听到它们的消息”。
雷鸣般的掌声让文森怒火中烧，他认为这番话是对他的人身攻击。“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恶毒，”他抱怨道，“但我确实介意被人称作一个仙女。”1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体架构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就已经敲定了，但是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暴露出了英美长期的观点分歧。对于美国人而言，基金组织是一个手段，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力来监督和管理国际金融活动，其中既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包括私人银行家的活动。相比之下，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基金组织能够被动地提供国际信贷资源，从而摆脱美元外交的威逼利诱。
第一个问题是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选址。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于是他忽视了文森这个月早些时候的警告，继续力争将两家机构设在纽约而非华盛顿。他坚称，这样做是必要的，以确保它们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属性，并独立于任何政府。他还提出，将它们设在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并且接近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这种方案在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巴瑞写道，美国人“无情地对此毫不理会”。18威廉·克莱顿的回应是，英国人的立场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同时还坚持提出执行董事应当代表国家利益，并且大部分时间应该待在本国国内。他指出，作为政府间机构，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在华盛顿能够使其更少地受到私人金融与商业利益的影响。
凯恩斯后来声称，他得到了大多数代表团以及纽约联储的支持19（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自然是全力支持美国当局）。但是，美国人坚决反对外国干涉美国在自己本国的城市之间进行选择，于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有印度人只得放弃了他们反对将两个机构的总部定为华盛顿的立场。凯恩斯在致道尔顿的信中写道，文森“强迫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并且得到了一队可悲的跟班们的大声支持，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其中最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由一位美国银行家代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中国，其余绝大多数代表谨慎地默不作声”。20
董事们的职责问题，尤其是基金组织董事的职责，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象征意义上不亚于选址问题，而且是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按照美国人的设想，基金组织应当积极监督并纠正各国采取的导致国际金融出现失衡的危险政策。因此美国人坚持要求董事们必须全职工作，接受高额薪酬，并且有一大批技术性专家雇员在其背后提供支持。而英国人希望使基金组织变得更像一台自动信贷机，而非一个受美国控制、有独立思想、爱多管闲事的官僚机构。他们提出，基金组织的董事们在各自的政府或中央银行中已经承担了重要的日常工作，他们在基金组织中的角色应当是兼职性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其各自国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凯恩斯认为，30个技术专家足以处理基金的工作，而非像美国人建议的300人。
“美国人完全不知道如何使这些机构成为国际机构，”凯恩斯在致理查德·卡恩的信中抱怨道，“他们的想法从几乎各个方面看都是很糟糕的。但他们显然是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们其他人。其结果就是，这些机构看起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机构，由大量美国雇员来运营，而将我们其他人晾在一旁。”21
最后，凯恩斯集中火力抨击支付董事与副董事高额免税薪酬的问题，他认为鉴于董事和副董事们需要想方设法才能使自己在这份全职工作上忙碌起来，建议的薪酬水平实在高得离谱。令他感到特别反感的是，在萨凡纳就薪酬问题作出决定的人当中，很多人自己就将接受相关的职务。克莱顿作出了一个让步，董事和副董事之中只有一个人需要留在基金组织总部持续工作，而无需两人同时留下工作。但是对凯恩斯来说这并不够，他在理事会上委婉而强烈地直言反对薪酬问题。
怀特站起身来反驳凯恩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反驳凯恩斯。“摆在我们面前的薪酬问题，无论是多几千美元还是少几千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