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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顿之所以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共和党人都是保护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他既像赫尔一样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也像怀特一样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在对外经济问题上，他对于马歇尔的重要性不亚于怀特对于摩根索的重要性。而且，克莱顿还有一个勇敢无畏、影响深远、慷慨大度、务实可行的设想：要坚定地按照自由市场原则恢复欧洲饱受战火摧残的经济。
尤其是法国。克莱顿在5月访问法国时亲眼目睹了中央计划模式失败的例子并对此感到极为不安。法国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抗击通货膨胀，而农民对这一政策作出的反应则是囤积农产品，导致城市遭受饥荒。42哄抢打劫、囤积居奇成为普遍状况；文明社会的经济纽带支离破碎。43克莱顿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对政策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局面就不可能得到好转；他也不抱有任何幻想，认为仅凭美国人的说教就会令政策发生改变。美国将不得不提供巨额金融援助，而且是拨款援助而非贷款、信用额度或者租借，以此来换取欧洲国家进行重要的市场改革。这与1945年怀特提出的美国战后援助的设想有天壤之别，当时怀特设想的核心内容是向如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无条件重建贷款。
4月马歇尔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回到美国后，他立即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欧洲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以及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为日后的马歇尔计划打下思想基础的人实际上是克莱顿。克莱顿习惯性地避免凸显他本人的作用，但是艾奇逊将马歇尔演讲半数以上的内容归功于克莱顿，即有关欧洲的状况及其原因的部分。事实上，如果将马歇尔的讲话与克莱顿5月27日的备忘录并排做一个比较，就会凸显后者的关键作用。44
马歇尔这篇演说仅有1442个字，然而其天才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大视野，还在于它巧妙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技巧。美国的欧洲盟国既需要为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筹措资金，也需要为重新恢复必不可少的商业及贸易联系而提供融资，但却无法两者兼顾。马歇尔的演讲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但在这一线生机的实现方式上，它把责任交给了欧洲人自己，由他们负责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与复苏的计划，并负责向比以往任何时候疑心都更重的美国国会和公众详细说明实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援助内容。最后，演讲非常小心地未将苏联排除在外，从而避免了欧洲的分裂，但它也无需征求苏联人的同意；条款将由美国人制定，而苏联人将不得不使自己被排除在外，并为此付出政治的代价。
艾奇逊担心欧洲人没有领会马歇尔演讲的讯息，于是通过他在英国媒体中的朋友进一步阐明其要义。贝文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召集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以及莫洛托夫举行会议，会议于两周后在巴黎召开。克莱顿事先已经对贝文作出保证，华盛顿将不允许马歇尔计划因为苏联的要求而停滞不前，其核心意思是不会再出现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苏联人阻挠进程的情况。根据贝文的记述，莫洛托夫在接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之后提出了意料之中的反对意见，涉及苏联的主权问题，这样就使问题“简单多了”。苏联人退出了。英法于7月3日发布联合公报，邀请其他22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起草一份复苏计划。45
然而，贝文并没有欣然地接受美国人的倡议，也没有紧紧地抓住不放。他温和地向克莱顿和美国大使卢·道格拉斯提出抗议，认为英国被“与其他国家混在一起”，好像她“不过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罢了”。当然不能像苏联人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英国。“拥有一个帝国的英国属于另一种情况”。46贝文将马歇尔计划视作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的国家与美国“建立一种新型的金融伙伴关系”。但是，克莱顿立场非常坚定，“处理欧洲的问题不会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美国人将不会制造任何“特殊的合作伙伴”。47贝文则诉诸英国例外主义的说辞，并认为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在1947年，帝国思维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全球秩序重塑的匆匆脚步。
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克莱顿在三条战线上坚持不懈地工作，这三条战线在他眼中属于同一场战役，即推动巴黎会议代表提出一份有说服力的马歇尔计划援助请求，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取得突破，以及促成一个“欧洲联邦”来协调欧洲经济行动并实施关税同盟。
在马歇尔计划方面，马歇尔本人多次断然拒绝了克莱顿在夏天时反复提出的为欧洲人提供过渡性援助的请求，而欧洲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绝望和沮丧。到了9月，马歇尔让步了。9月10日，他公开敦促国会迅速拨款来缓解“这个饥饿与寒冷的冬天的不利影响”。这对巴黎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9月22日，欧洲人终于提交了一份符合美国期望值的“最初”报告及援助请求。克莱顿立即从巴黎赶赴伦敦，力推他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诉求，他将贸易自由化视作与美国援助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然而，事实表明这个问题更加棘手。整个夏天，克莱顿都在两线作战，一方面与伦敦斗争以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另一方面与他自己首都的保护主义者进行斗争，后者决心设立新的羊毛进口关税。在羊毛大战中，他最终赢得了杜鲁门的支持，并因此拯救了在日内瓦进行的困难重重的全球贸易谈判。面对克莱顿对帝国特惠制度的公开指责，英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之前为了换取租借援助已经承诺要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后来为了获得贷款又做了一次承诺。1946年文森对国会保证，英国人如果获得了贷款将“立即接受公平和非歧视货币与贸易做法的原则”，现在已经证明这是一张空头支票。48尽管有马歇尔计划胡萝卜的诱惑，但是英国人又一次打起了退堂鼓。然而到了9月下旬，他们提出可以削减关税特惠的幅度，而非取消关税特惠，但同时也降低了他们对美国关税互惠削减的要价。克莱顿曾经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果（他一直如此），但是他还是支持了这个折中方案以实现一个他更加珍视的目标，即成功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当他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之后，10月7日，克莱顿向国务院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提交了辞呈，终于在他68岁的时候满足了他妻子的要求，两人永远地离开了华盛顿。49
“关贸总协定是个庞大的工程，与它相比此前所有的国际经济协定都显得微不足道，”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写道，“它实现了克莱顿先生的梦想，使一群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能够有意识地扭转扼杀世界贸易的历史潮流。这是一大步，除了克莱顿先生以及他为数不多的同事之外，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一步。”
欧洲人普遍对哈里·怀特在打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所表现出的高超技艺以及不知疲倦的干劲表示尊敬，但是无论是怀特还是他的基金组织都不曾成为受人喜爱或鼓舞人心的对象。相比之下，克莱顿被普遍视为“既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最具建设性的元素的代表，也是其背后源源不绝的动力”。50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极尽溢美之词，尽管（有些时候甚至正是因为如此）克莱顿坚持不懈地对欧洲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予以更多合作并采取更少的国有化措施。法国《世界报》称克莱顿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我们的外交官们……将对一位最熟悉欧洲事务的美国人的离去深表遗憾”。51
克莱顿试图打破欧洲旧有的国民（以及帝国）经济结构，并为一个取而代之的、新的、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域打下基础。在1947年，他的努力成效甚微。但是到了1957年，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一点添加到他的遗产之列。1947年，他忙碌的近乎疯狂的夏季穿梭外交遭遇了强大的障碍，最先制造障碍的就是英国政府，它致力于对工业实行更多的国家控制并保留帝国的经济残余，因为它与帝国的贸易是与欧洲贸易的两倍。尽管克莱顿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对此感到越来越愤怒，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克莱顿对关税同盟的痴迷念头是一个着眼长远的宏伟抱负，尽管它会树立贸易壁垒，但是有助于在短期内实现振兴欧洲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优先目标。52虽然1947年9月，克莱顿未能得到他希望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的坚定承诺，但是马歇尔计划最终是以欧洲政府采取对市场以及投资友好的政策为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与法国人确保能够长期获取德国的煤炭和焦炭等资源方面的利益不谋而合。使战败的德国融入战后的欧洲经济之中，这成为马歇尔援助安排的一个重要支柱，与怀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摩根索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经济合作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成为法律。它最终承诺向包括德国在内的16个欧洲国家提供130亿美元（折合今天1220亿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直到1951年底。除了立即提供食品、粮食、燃料和机械等必不可少的物资援助之外，马歇尔计划还在诸如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恢复运输以及贸易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长期作用，并为通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协定的达成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53艾奇逊钦佩地指出，克莱顿比欧洲联盟的创始性文件“1957年的《罗马条约》超前了近10年”。54有趣的是，英国直到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才最终取消了帝国特惠制度。
在其余生之中，威廉·克莱顿一直公开支持欧洲与跨大西洋经济、货币以及外交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