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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苦着脸说：20个粗野的男仆也没有这道叫她一遇这个字就跳远的严厉命令更能让莱奥诺意会到“fouteau”一词下面隐藏的内容。但是在那保姆——她主人称之为“老丑婆”——看来，这个字非跳过去不可，因为一位年轻女士的尊严决不能同她几年之后和一个男人在寝室中必然会了解的事联系起来。
蒙田指责我们通常对自己的描述漏掉了许多本色的东西。部分是为了纠正这一点，他才写自己的书的。他38岁退下来时就准备从事著述，但是不能决定写什么题材。要写一部惊世骇俗的书，同那半圆形的书架上千卷书中任何一种都截然不同，这一想法是逐渐在脑子里形成的。他抛开了千年来写作中的忸怩，毅然写他自己。他下决心明明白白地写自己的思想和肉体，1580年两卷《随笔集》在波尔多出版，8年以后第三卷在巴黎出版。他在序言中宣称：
如果我处在那些仍然享受着美妙的造化天工的自由民族中间，我保证一定会心甘情愿将自己完整的、赤裸裸的肖像呈现在你们面前。
迄今还没有任何作者愿意在读者面前一丝不挂。有的是关于圣人、教皇、罗马皇帝和希腊政治家的正式的、衣冠楚楚的肖像。甚至蒙田也有一幅托马斯·德·勒（1562—1620）画的肖像，穿着市长的长袍，戴着1571年查理九世赐给他的项链形圣米歇尔骑士勋章，神情俨然，深不可测。
但是这位身着长袍的西塞罗式的人物并不是蒙田的《随笔集》所要披露的自己。他着意要表现一个完整的人，塑造一个与多数肖像所造成的印象迥异的人的形象。所以他的书里包括他的膳食、生殖器、粪便、性征服和放屁——这些细节过去很少见于严肃的著作，对以理性动物自居的人的自画像来说是尖锐的讽刺。蒙田告诉他的读者：
他的生殖器是组成他自我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之所以为我，每一样器官都同样的重要，而没有任何器官比这一件更造就我为真正的男人。我有义务向公众展现自己完整的形象。
他觉得性事都是嘈杂而凌乱的。
在任何别的领域你都能保持某种体面；任何其他活动都接受礼仪规则，而就是这件事只能当做是杂乱无章的，或是可笑的。你倒试试看想出一个聪明、规矩的法子来做这件事！
他坐马桶时喜欢安静。
在所有自然的活动中，这件事是我最不能容忍打扰的。
而且他上厕所很规律。
我的大便和我从不失约，每天一起床必到（除非受到急事或疾病干扰）。
我们之所以重视周围那类肖像，是由于我们把它作为生活的榜样，别人自称如何，与我们自己某些方面正好相符，我们就接受下来；人家身上可以表现出来的地方，我们也善待自己身上的，人家避而不谈的，我们也视而不见，或者有所体验也感到羞耻。
当我设想男人反应最灵敏和最明智的（性交）姿势时，同时又觉得一个人竟敢自以为在这件事上反应灵敏和明智简直是厚颜无耻。
并不是说明智是不可能的，而是蒙田要细致地界定明智的定义。真正的明智必须与我们的基本自我相适应，不过分高估智力和高度文化修养在生活中的作用，并理解我们肉身凡胎有时会有急迫的、极不光彩的欲求。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哲学主张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肉体，决不让自己的生理和情感方面占上风。这一主张很高尚，来自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但同时也是做不到的，因而起适得其反的效果。
巍峨的哲学巅峰如果没有人能呆在上面，规则如果超过我们的实践和能力，又有何用？
按照另类物种的标准来规定人的责任，是很不明智的。
肉体是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战胜的。但是，正如蒙田希望提醒那“老丑婆”的，至少不必逼人在尊严和对山毛榉（fouteau）这个字的兴趣之间作选择。
可不可以这样说？在这个世俗的囚牢里，我们身上既不是纯肉体的，也不是纯精神的，硬把一个活人撕成两半适足以害人。
（三）文化的缺陷
另一个造成缺陷感的原因是人们急忙、傲慢地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正常的和反常的。我们的经历和信仰常常遇到不屑一顾的态度：一句略表惊讶的问话：“真的？多怪！”伴随着耸耸眉毛，就轻易地把我们的合法性和人性给否定了。
1580年夏，蒙田完成他毕生的心愿，第一次离开法国去旅行，骑马出发经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到罗马。与他同行的有4名青年贵族，包括他的弟弟贝特朗·德·马特库隆，还有十几名仆人。他们的计划是离家17个月，行程3000英里，骑马经过的城市包括巴塞尔、巴登、沙夫豪森、奥格斯堡、因斯布鲁克、维罗纳、威尼斯、帕多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最后于1580年11月的最后一天傍晚时分抵达罗马。
一行人一路走过去，蒙田发现每到一省，人们对“正常”的观念就有变化。在瑞士小镇的旅店里认为正常的是床高出地面许多，需要台阶上去，周围有漂亮的帐子，旅客应该有单独的房间。而几英里以外的德国，正常的是床贴着地，没有帐子，旅客四人一间房。那里的店主人提供羽毛被，和法国旅店的被单迥异。在巴塞尔，酒里是不掺水的，一顿饭有六七道菜，而在巴登，星期三只吃鱼。瑞士最小的村庄也至少有两名警察守卫，德国人每一刻钟打一次钟，在有的地方甚至一分钟打一次。在林道，端上来的汤是榅桲叶做的，肉菜在汤之前上，面包是茴香做的。
法国旅客最不能入乡随俗。他们在旅馆里对那些摆着陌生食品的柜子敬而远之，要求供应他们在家乡习惯的“正常”菜肴。他们避免同任何不会说法语的人说话，认为他们不会说就是犯错。挑剔地啄着那茴香面包。蒙田从自己餐桌上望着他们：
他们一离开自己的村庄就好像鱼离开了水。无论到哪里，都紧抱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外国的方式骂个不休。遇到一个同胞……就当作喜事来庆贺……他们郁郁寡欢、小心翼翼地旅行，把自己紧紧裹在大衣中，保护自己免受那陌生地域的感染。
15世纪中叶，德国南部各省出现了一种新的家庭取暖设施：卡斯登炉。那是一种可移动的铁盒子，用长方形的铁片焊接而成，里面烧煤或木柴。在漫长的冬日里，有很大优越性。封闭的炉子比明火壁炉产热量要大4倍，而且还节约燃料，还不用打扫壁炉。热能被铁壳吸收，然后逐渐均匀地散发到空中。炉子周围装有管子，既可通风又可晾衣服，一家人可以把炉子周围作为冬天的起居室。
但是法国人对此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制作明火壁炉更省钱；他们嫌德国炉子不提供亮光，而且吸收太多室内的水分，使气氛压抑。
这个题目竟造成地区隔阂。1580年10月间，蒙田在奥格斯堡遇到一个德国人，他作了长篇发言，批评法国人用明火壁炉取暖，然后描述铁炉的优越性。他听说蒙田只逗留几天（15号到达，19号离开），对他表示同情，列举离开奥格斯堡的种种不便之处，其中包括回到明火壁炉时会感到头昏——这头昏正好是法国人责怪铁炉引起的。
蒙田进一步考察这一问题。在巴登，他分到一间烧铁炉的房间，在习惯了炉子发出的某种气味后，他一夜睡得很舒服。他发现有了这炉子，他起床穿衣时就不用先披上毛皮晨衣。几个月后他来到意大利，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表示十分想念那小旅店的铁炉。
他回家以后，衡量了两种取暖方式的利弊：
的确，那炉子的热气使人有压抑感，它的材料还散发一种气味，不习惯的人会感到头痛……另一方面，由于它散热是均匀的、有恒的、达到整个房间，不像我们的壁炉那样制造看得见的火焰、烟尘和干燥，这些条件使它足以与我们的炉子相抗衡。
使蒙田感到恼火的是那位奥格斯堡的先生和法国人都不假思索地坚信自己的取暖方式优于他人的。假如蒙田从德国归来后在自己的藏书楼中安上一个奥格斯堡的铁炉，他的同胞们就会以他们对待任何新鲜事物的怀疑态度对待之。
每一个民族都有许多风俗习惯，不但不为另一民族所知，而且被认为野蛮、怪异。
当然，铁炉或者壁炉都没有任何野蛮或怪异之处。任何社会自己确定的关于正常的定义似乎都只有部分的合理性，总是不公平地排斥大片实践的领域，视之为异端。蒙田向那位奥格斯堡的先生和加斯科的邻居指出，铁炉和明火壁炉在可以接受的取暖方式的广阔天地中都有其合法的一席之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拓宽读者对何谓正常的狭隘的地域观念，而追随他最喜爱的那位哲学家的脚步：
人们问苏格拉底为何方人士，他不说“雅典”，而说“世界”。
这个世界最近出现的奇事出乎任何欧洲人的想象。1492年10月12日星期五，蒙田出生前41年，哥伦布到达佛罗里达湾的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接触到了关纳哈尼印第安人，他们从未听到过耶稣的名字，赤身裸体到处走动。
蒙田对此事产生强烈兴趣。圆形藏书楼中有好几册关于美洲印第安部落的书，其中包括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的《印第安部落通史》、吉罗拉莫·本佐尼的《新世界纪事》和让·德·莱利的《巴西游记》。他从中读到：南美洲人喜欢吃蜘蛛、蚱蜢、蚂蚁、蜥蜴和蝙蝠，“他们把这些东西煮熟了浇上各种汁吃”。有些美洲部落的处女公开展示她们的私处，新娘在婚礼日可以纵欲狂欢，男人可以同男人结婚，死人给煮熟，跺成酱用酒拌了，在祭神的集会上由他的亲属吃下去。有的国家女人站着而男人蹲着小便。有的国家男人让前身的汗毛生长而剃去背上的毛。有的国家男人行割礼，而另一些国家的人特别害怕龟头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