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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地认为，这几部戏给了她很好的锻炼和学习的 机会，并表示自己要向新人多多学习。这些肺腑之言足见一代影后开阔的胸襟。 其中《后门》还在1960年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影片金禾奖，胡蝶也因此片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这是胡蝶三十 多年的从影生涯中第一次得到国际电影界的肯定。这部影片为胡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在她息影10年后为她赢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事 隔26年，当她再次谈起这部影片时，仍然激动不已地说：“虽说在我的一生中曾经历过很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但那是在我表演的高峰时期。而 《后门》的首映的盛况是我离开影坛10年后，又是我不敢奢望的，所以更难忘记。”“邵氏”的经历为胡蝶漫长的演绎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 除去个人的艺术造诣外，胡蝶还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主演的《梁祝痛史》掀起了中国古装电影的热潮；后来的《火烧红 莲寺》使她成为影坛第一侠女的同时，也使武侠片成为当时的新宠，同时其影片长度成为当时商业电影的世界之最；《歌女红牡丹》是中国有 声电影的开山鼻祖；《狂流》又是为中国“左”翼电影铺路的第一块基石。凡此种种，无一不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胡蝶。 在个人修为方面，胡蝶也是当时的电影演员中文化涵养比较高的一位。这不仅跟她早年曾受过正规教育有关，还与她平日里勤奋好学，多 才多艺有关。不仅书读得好，还谈得一手好琴，既能自娱自乐，又可陶冶情操，自然性情温柔敦厚，气质高雅不凡。 众所周知，演艺圈里向来复杂纷乱，而胡蝶的人缘却极好。不仅深受影迷欢迎，也深得同仁喜爱。 胡蝶与当时一位性感女性张蕙是一对劲而不敌的好朋友。在1933年，胡蝶获得“中国影后”的殊荣，在业内外被冠以“标准美人”的称号 ，但就在这时，另一个女演员，因其在一部叫《烟花四月》的影片中的大胆演出，在当时风靡一时，许多人也因她的丰满肉感掀起一阵“张蕙 热”，于是就有一群乌合之众认为胡张二人互为劲敌。不想两人却劲而不敌，私下里是一对以姐妹相称的好朋友。 胡蝶与宣景琳都是早期影坛的著名影星，她们曾有过一段“小摩擦”。 20世纪20年代中期，宣景琳当时是明星公司的“四大名旦”之一（另三位是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红极一时；而胡蝶也由于拍摄了不 少民间故事片而成为天一公司的“台柱”。1928年，“天一”改组，“明星”乘机就将胡蝶“挖”了过来。这样，两位红星碰在一起，难免就 会产生一些“小矛盾”。宣景琳当时曾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 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 应下来。于是，两位红星又在《姊妹花》中“碰头”了。 1933年底，《姊妹花》拍成，在新光大戏院连映60天，轰动一时。胡蝶由于扮演了两个性格各异的角色而深受称赞，宣景琳也由于扮演老 太婆角色惟妙惟肖而获得好评（她当时只有26岁），两人之间的隔阂由于合作也就从此化为乌有了。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 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1987年5月，宣景琳80寿辰。上海电影界同仁纷纷前往祝寿，在这欢乐的时刻，宣景琳向大家说：“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 。我和她两人同年，当大家向我祝寿时，我也想向她祝寿。她现在远在海外，希望她不久能回上海来看看，我们也可以见上一面……” 然而这只“蝴蝶”自从1946年离开祖国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飞回来。抗战胜利后，胡蝶跟随丈夫潘有声到了香港，在港期间，胡蝶仍然 致力于电影创作，她主演的《后门》也为她的电影事业划上了完满的句号。然而在感情生活上胡蝶却经历了人生中最悲痛的诀别——她的爱夫 潘有声的病逝。实际上这对患难夫妻的苦尽甘来仅仅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那时胡蝶协助潘有声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两人惺惺相惜，感情深 厚。原本以为历尽沧桑终能长相厮守，潘有声却因为过去连年的疲累忧抑，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癌，早早地离胡蝶而去。从胡蝶晚年回忆录的 最后几章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风光无限的电影皇后，而是一个因痛失爱夫而伤心欲绝的女人。 “他静悄悄地进入我的生活，又这样匆匆离我而去，我不能接受他已远离尘世这样一个事实，我只感到他是出了远门，去了南洋，很快就 会回来的。 我一向比较达观，视人生犹如演戏，我常安慰我自己，在抗战逃亡的日子，在湘桂大撤退中，总说苦戏会演完的，会苦尽甘来的。但这一 次，我却真正感到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生气。” 但是性格坚毅的胡蝶还是独自抚养着子女度过了深痛剧创的那几年，后于60年代移居台湾，同时正式告别了影坛。
蝶舞人生——胡蝶金色晚年（图）
息影后的胡蝶在台北居住了十年，转眼间，膝下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并先后成家立业。女儿、女婿移民美国，儿子、儿媳到加拿大发展。 渐渐步入老年的她却坚持住在台北。 虽只身一人，但她并不感到寂寞。她积极参加影剧界协会、义卖会等组织的各类社会活动，闲来种种花草、玩玩纸牌，与邻居朋友也相处 融洽，按她自己的话说：“虽然也老了，但还充满活力。用句时兴的话说，还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总之在台北的独身生活让胡蝶称心如意。 1975年，在子女的强烈要求下，胡蝶赴加拿大定居，化名为潘宝娟。潘随夫姓，胡蝶是为了怀念丈夫潘有声，宝娟则是儿时用过的乳名， 迟暮之年的胡蝶早已洗尽铅华，如愿地还了自己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 然而尽管红颜已逝，隐姓埋名，可胡蝶那一生未变的典雅华贵，温婉谦逊，还是能让人一眼便知。有一次，她从中国城乘车回家，一位与 她年龄相仿的华人老太太也随着上了车。她坐在胡蝶身旁，热情地同胡蝶打招呼。胡蝶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而她却说：“你不会认识我的， 我是当年仰慕你的一位影迷。我从你的眼神中认出了你，跟你上了车。其实，我回家该坐相反方向的车。” 尽管久居海外，但胡蝶对祖国却怀有深厚的情感。据《团结报》1984年刊载的《胡蝶女士在海外思念祖国》一文得知，胡蝶的同父异母弟 弟胡业尧曾于1984年随香港旅游团来北京、无锡等地参观、探亲，在胡业尧先生带来的胡蝶给老同事的信中，她说：“我很想念祖国，想念家 乡；但因年岁关系，力不从心，不适宜作长途远行。”她还亲切地向老同事和她的老观众们问好。 在温哥华的日子惬意且舒适，靠海的房间更是风景如画，但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陈年往事却常常映现眼前。老年的胡蝶更加怀念 昔日的好友——那些与她一道经历了夜上海盛衰的老姐妹。每当她忆起那些旧时的好友，流露出的是那份蕴藏在心底最真挚的情感。胡蝶曾在 《回忆录》中就此写道：“人生的安排是由于际遇还是命运呢？我又何曾想到我会远离故国，寄居在北美温哥华这个滨海城市。虽然我十分地 想念我熟悉的朋友、我热爱的观众，也曾多次起了远行的念头，但毕竟力不从心！据说温哥华的地形像摊开的右手，手的方向是伸向太平洋彼 岸的亚洲，伸向中国。我住在这滨海城市的临海大厦，不论是晴朗的白天，或是群星灿烂、灯火闪烁的夜晚，当我站在窗户边向远处眺望时， 我的心也像温哥华的地形似的，伸向东方，希望握着祖国、我的母亲的温暖的手。” 胡蝶的回忆录是她在1986年年逾80时才开始撰写的。对于一个电影皇后，生命的华彩早已落下，这时才写回忆录似乎为时已晚，然而对于 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它的意义却非比寻常。其实对于撰写自己的传记，胡蝶曾一度犹疑再三，迟迟不能下笔，也许胡蝶一生之中负载了太多 的悲欢离合，有些不愿提及，有些又不能回避。这对于年事已高的胡蝶无疑很难。可正巧此时，胡蝶结识了同在加拿大参加英语进修班的刘慧 琴。刘慧琴来加拿大之前，曾在文艺界工作了20多年，因此熟知胡蝶对中国影坛的贡献和影响，也知晓有关胡蝶的一些传说。更重要的是，她 不但文笔好，还非常乐意帮胡蝶著书立说。 于是，胡蝶便将发生在她生命中的每件大事和重大转折尽可能详尽地讲给刘慧琴听，经刘慧琴详细记录，认真整理成文后，自己再审核定 稿。终于在1986年8月，胡蝶完成了20多万字的回忆录的撰写并交付出版。年底，《胡蝶回忆录》在台湾率先出版；次年8月，新华出版社也出 版了该书。 然而，本以为书中会记录下一代“影后”的星光灿烂和浮世人生的惊心动魄，但当看到这本传记时才发现，书中的记叙平婉宁静，生命中 的桩桩件件都一清二楚，平实可信，没有半点杜撰浮夸的意味。因为对于撰写传记的本意，胡蝶如是说：“写什么呢？颇感踌躇，向来不曾著 书立说。我想就算是和读者叙叙家常，如果这些家常话能带给我的昔日的旧友和观众一些欢乐的回忆，能让年轻一代了解老一辈所曾走过的道 路，有所助益，也算是我回报了观众多年来对我的热情关怀。” 1985年，著名影星王丹凤赴美探亲，曾绕道温哥华看望胡蝶。七十七岁的胡蝶向王丹凤表示，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