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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进步的文艺运动已经被反动
派扼制得近乎窒息状态。在武汉，更是一片荒凉。而伍禾所在的那家报纸是
国民党的省报。他是在“虎穴”里工作，处境就更为险恶。
然而，在他所编的副刊上刊登的作品，大都是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
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的。当然，他常常受到警告，友人们有时也劝他不要“赤
膊上阵”。有一次，他对我说：“是的，应该注意策略。但退让只能是在一定
的限度之内。否则，编这个副刊还有什么意义呢？冒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
现在做什么工作能不担当一点风险呢？除非躺下来睡大觉。”他在一则编后
记中写道：当千军万马奔腾在几乎是一整个亚洲大陆的时候，当壮健的骑者
在冒死犯难用生命创造历史的时候，我们却伏在一个静如死水的斗室中，吮
笔编写。
… …
壮健的读者无需祝福，更何况“北风吹断马嘶声”。我的亲爱的友人，
能发光么？一点萤火，一支烛光，一把炬火，都好都好，请把这个瑰奇的时
代照得通明！
他工作的那间小厢房，是名副其实的斗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棺材
那样狭长，而且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他坐在纸窗前，埋头在破旧的
条桌上，他的心和“壮健的骑者”的心一同跳动。而且，他呼唤友人们做萤
火，做烛光，做炬火，来照明这个瑰奇的时代。——我们应该想到，他是在
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在刀枪剑戟丛中，这样来公开宣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的。
而同时，他也注意在文学创作上抵制那些不良的倾向。当时泛滥成灾
的黄色文化当然是为他所厌恶的，而他也不满意于那些主观公式主义的作
品，那些顾影自怜的感伤主义的作品，那些浅薄的乐观主义的空洞的叫
喊？ 。。而对于真正从生活中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的作品，虽然在
技巧上比较差，他却乐于推荐给读者。他坚持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以来
的现实主义传统。
伍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到雪峰同志的一句话：做任何工作，即使看来
是小小的工作，都应该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精神，伍禾正是以
这样的精神来做副刊编辑工作的。
他认真阅读来稿，发现了一篇较好的作品就异常高兴，他用毛笔一丝
不苟地和分散在各地的作者们写信。他联系了一些知名的作家，如聂绀弩、
骆宾基、邹荻帆等，而更多的是年轻的作者，如田野、苏汜、何钟辛、葛珍？ 。。
他对他们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在当时当地，《长
江》受到许多倾向进步、要求进步的读者的关注和爱护也正是必然的。伍禾
正是从读者中，从“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
认识，从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
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
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
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
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 。武汉终于解放了，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
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多。偶尔见面，
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
中。我们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
开了人间，那么，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
分手两年，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
情况。他告诉我，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
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在乡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
的高潮早已过去，他是“补划”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
到了省图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期间，房间当西晒，又不
通风，他就只有睡在泼过水的水泥地上，这样度过了酷暑，却因而得了风湿
性心脏病。在乡下劳动，使病加重了。现在不能上班，就在家里整理关于鲁
迅的资料。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的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来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处境当然不会比他
好，只能偶尔到他家去坐坐。虽然我们在态度上还是亲切的，但却又可以感
到某种无形的距离，我们不能也不愿深谈，只是一般地聊聊天，从中得到一
点温暖。这也是“相濡以沫”吧。他当时开始研究围棋。当我们相对无言时，
他就要我和他对弈。我完全是外行，而且对此道并无兴趣，但为了不让他扫
兴，有时就陪他下一盘。同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深深的寂寞？ 。
后来，就是那动荡混乱的时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过他一次，
他已病得很严重了，不能出门走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和一些见闻。
他流露出对现状的某种困惑和迷茫，后来激动起来了，说：“看来，我要戴
着‘帽子’去见马克思了。哈哈！？ 。”我打断了他的话，提议来下一盘棋。
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下子谈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
一下子谈到对某个友人的不满。后来，他突然说：“你看需不需要我再为你
写一点材料？那对你或者有点好处的？ 。”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
实说，我不相信材料可以决定或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
不在这里。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复了他，而且立即转变了话题。两三年后，我在
“牛棚”中，从一个审讯我的“小将”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又过了几年，
我才从一位友人那里得知他死的详情：他不但心脏病严重，而且由于受到各
种摧残，死前已经精神失常了？ 。
在一九八○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
在哀乐声中，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交往的种种情景都浮上了心头。我从他的
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经以他的生命的热发出他的光，就算那
只是“一点萤火，一支烛光”吧，但已融合在时代的光华中。此外何所求呢？
我也从他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对我——一个老朋友的期望：为了珍惜幸
存的生命，要让它更旺地燃烧？ 。１９８３年７月３１日８２５曾卓文集
遥 寄
— —悼念李先盛
你是在为小学生讲公开课时，突然声音喑哑，虚汗满额，倒在讲台上
的，你的口袋中藏着医生两天前为你开的病休条。你死时５２岁，正当壮年。
同事们、学生们和当地的乡亲们都很哀伤。由于对你的事迹逐渐有所了解，
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人对你的关注和崇敬。而生前，你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
教了几十年书的乡村教师，最后是一所山区小学的校长。
我来到黄陂县——那也是我的家乡，来到你所在的中心小学。听你的
同事们、你的学生们满含感情地讲述你生前的种种感人的情况。长年的劳累
使你落下多种疾病。拖着病弱的身子你还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经常在崎岖的
山路上跋涉。为孩子们的成长呕心沥血，为乡亲们的脱贫致富多方设计。多
次以粮食和金钱资助学生和同事，而你自己也一直在贫困中？ 。在你所做的
那每一件似乎是平凡的小事中，体现着你的不平凡的意志，不平凡的精神。
每一件事迹都闪耀着光点，许许多多光点集中起来就成为火炬，照亮了你的
灵魂，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你使我又一次体会到，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要以非凡的意志和非凡
的精神去从事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即使看来是平凡的工作。
你使我又一次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不仅是用地位、名声（更不必说金
钱）来衡量的。我们需要叱咤风云的英雄，需要名震一时的智者？ 。而我们
也需要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作出奉献的人——他们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精
力、心血，甚至生命，如你。他们的生命也闪耀着光辉，如你。
我也到了你在僻远山林中的古老的居屋，在你的遗像前站了很久。人
已远去，我不知道你的骨灰埋葬在哪里。你的同事们、学生们都含着眼泪讲
述你。当学校为你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时，附近的山民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成
群结队自发地来为你送行。那么，你的圣洁的墓地就在他们的心头，也在许
多知道你的事迹因而崇敬你的人的心头。１９９４年５月
记荻帆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
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
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
起许多往事。１９４０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
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
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
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
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
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
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砣镇，已经疲
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砣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
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