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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他提到的课程，既有音乐、舞蹈、油画，还有轻量级的拳击——这恐怕和他的身体状况有直接关系。在到美国的第三年时，他的眼睛和血液都出了问题，留学教育事务局要把他送回中国，他苦苦恳求如他要死了的话他就死在这里，不要把他送回去连累他的父母。在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他开始进入哈特福德西部中学学习，他说是在这里作好准备，一年后进入哈特福德著名的公立学校——哈特福德高中。而在西部中学这一年里，他的班上有两位女同学恰恰是大作家马克·吐温的女儿。 今天到哈特福德似乎很难看出，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辉煌一时。它是美国保险业中心，制枪业中心，出版业中心。打字机和手术麻醉药是在这里问世的。在哈特福德，聚集着有影响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其中包括1851年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女作家斯陀夫人、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当年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也坐落在这个城市。 马克·吐温在1868年，也就是第一批幼童到来的前4年，才从巴法罗迁入哈特福德。那时他已经享誉美国文坛。就在第一批幼童到达哈特福德的第4年，1876年，马克·吐温出版了那本著名的《汤姆索亚历险记》。 对于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来说，马克·吐温不只是一个大作家，他是哈特福德幼童们的邻居，是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好朋友。他的住处今天已成为著名的博物馆，我们前去参观，才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马克·吐温小屋”和中国“留美幼童”当年住过的地方、读书的学校原来仅隔三两个街区。 博物馆里有一个巨大的八音盒，确切地说，是一架“八音琴”。在上满发条后，它可以完整地演奏一首圆舞曲。当地一位作家（他是《推切尔牧师传》的作者）告诉我们，当年中国幼童常来到这里，和马克·吐温的女儿跳舞。 提及马克·吐温和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关系，不能不说到哈特福德的另一位人物，当地避难山教堂的牧师推切尔（Rev。Joseph Hopkins Twichell）。 人们这么评价推切尔牧师，说他到哪个教区当牧师，哪个地区的地产就要跟着升值。他总是成为一个地区人们的精神领袖。当年马克·吐温正是在哈特福德见到推切尔牧师后，决定举家迁移到这个城市。这一对好朋友喜欢散步聊天，他们会向哈特福德的东北方一直走啊走啊，说啊说啊，走到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山上再返回，聊天聊得“下巴都要脱落下来”（马克·吐温语）。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酷爱运动的哈特福德市民，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名为“马克·吐温又回来了”的步行纪念活动，重走马克·吐温和推切尔牧师走过的路——而那也是中国“留美幼童”不止一次走过的郊游之路。 推切尔牧师也是容闳的亲密朋友。正是他们的友谊，使容闳决定把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盖在哈特福德。今天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医院的停车场。但你会发现，它的位置和避难山教堂仅仅几分钟的步行路程。 “留美幼童”的突然到来，让推切尔牧师感到，是上帝把这群孩子从遥远的地方带到他的身边，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留学教育事务局在哈特福德的9年时间里，他把相当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这些中国孩子身上，而他个人则和容闳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后来成为清朝外务大臣的梁敦彦，到美国不久画的画和写（或抄）的诗：I am a pretty little kitten /My name is Jabby Gray /I live out in the country/ Some twenty miles away / My eyes are black and hazel/ My fur is soft and silk / I am fed each night and morning / With a saucer full of milk 我是一只漂亮的猫咪，我的名字叫嘉比·格芮；我住在二十英里外的乡间，我的毛柔软如绸缎；我要喝满碟的牛奶，在每一个早晨和夜晚……
1874年，在第二批孩子到来之后，在耶鲁法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推切尔牧师就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作了专题的讲演 “现在人们在哈特福德街头很容易看见一些穿着中国服装的男孩，偶尔也会碰见一些成年男子，他们是中国留学教育事务局的官员和学童。这个留学教育事务局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 推切尔详细地从容闳开始介绍了这个组织产生的艰难历程，介绍这个机构在这个国家培养的孩子日后要承担的重任。“他们现在还在学习英语，等他们才智逐步增长以后，再派他们攻读各种专门课程，比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经济、国际法等一切实用的学科。通过学习还要使他们记住，他们属于他们的国家，为了国家的自强，他们被选拔到这里来接受教育，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在1887年左右将会有100名左右的年轻人回到中国。这批年轻人从他们的青年到初步成年将在我们这里度过，他们将会在他们的政府和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将比他们同辈中任何一些年轻人都会有更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发自己为祖国工作。” 1874年，受清廷委托，容闳到秘鲁调查中国劳工问题，推切尔牧师和容闳同行。当轮船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的时候，推切尔说，中美之间只有大海相隔，一边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另一边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没有什么阻隔在我们中间。 部分“留美幼童”在学校的绰号 蔡绍基 “老犹太人”（Old Jew） 黄开甲 “小旋风杰克”（Breezy Jack） 邝荣光 “扬基邝”（Yan Kee Kwong） 梁如浩 “冷血动物”（Chalie Cold Fish） 蔡廷干 “好斗的唐人”（Fighting Chinese） 蔡锦章 “大白菜”（Cabbage） 程大业 “贝贝大业”（Baby Taiyee） 丁崇吉 “宁波丁”（Ningbo Ting） 周传谏 “贝贝周”（Baby Chow） 吴仲贤 “大鼻子”（Big Nose） 梁金荣 “木头脑袋”（Square Block） 唐绍仪 “阿贾克斯”（Ajax） 吴其藻 “小甲虫”（Cricket） 吴焕荣 “大主教”（Chief Priest） 朱宝奎 “比目鱼”（Flounder） 周万鹏 “杨贵妃”
第二章 哦！新大陆第20节 一封写给女生的信（1）
孟松学校，容闳的母校，也曾有幼童来这此就读。 孟松学校始建于1804年，它当年是新英格兰地区少有的几所大学预备学校，虽然建在“春田”偏僻宁静的乡村小镇孟松，但却闻名全国。当时校懂会目标明确，要在这里创办一所可以和任何大城市学校相媲美的中学。具体的目标，则是为那些立志进入大学深造的年轻人作准备。校董会成员之一牧师WILLARD 毕业于哈佛，是当年哈佛大学校长的兄弟，为孟松学校的创办募得大量的支持。“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信条在这里共存”，这是孟松的口号。因此，早在19世纪初学校成立不久，就开始招收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来到孟松，我们才发现，几场大火之后，当年的孟松学校已不复存在。从1971年开始，孟松学校和附近的韦布尔汉姆学校合并成了今天的韦布尔汉姆 / 孟松学校，校址移至韦布尔汉姆。然而，火后余生的孟松学校大钟，矗立在今天的校园。孟松学校的历史，正由新的学校珍藏。
“留美幼童”图文并茂的留言
听说我们的到来，学校档案室年逾古稀的克瑞利女士像过节般的兴奋。虽然她告诉我们由于孟松历经大火，所剩的历史档案已经寥寥，但仍然敞开学校档案室的门，让我们自己到里面去翻找。 就是在这样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翻看中，一样样的东西忽然间地跑到了你的眼前，历史就在瞬间变得可以触摸……
第二章 哦！新大陆第21节 一封写给女生的信（2）
克瑞利女士已经预先翻出一些照片——一些亚洲模样孩子的照片。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自然全是我们的“留美幼童”。而从照片后面的签名当中，我们却发现，这里既有曾经在孟松就读过的中国孩子，也是同时期日本孩子的照片。明治时期，日本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来到美国留学，但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当年最早来美的日本学生也是布朗牧师所带。1847年布朗牧师把容闳等三名孩子带到美国，几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亚洲，这次他来到了日本。布朗牧师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望，因为日本把他看作是发展日本西学的先驱。在孟松布朗家族的墓地，你可以看见紧靠旁边的是两名日本年轻人的墓碑，他们是当年随布朗牧师来美的学生，不想在美夭折。怀着对他们导师的尊敬，两人葬骨于布朗先生的身边，作为永久的陪伴。 中国幼童的照片，有一幅是签名是“史锦镛”。在寻找到中国孩子的踪迹后，我们很快在其它档案盒中，找到两本手掌大小的中学毕业留言簿。其中若干页，有中国孩子用中英文撰写的毕业留言。其中史锦镛的中文写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英文部分画有宗教图饰，中间写着“圣经 你的指南”，1875年10曰29日。 接下去的发现就令我们吃惊了。 由于很快掌握了对档案索引的使用，我们在档案室（它的门口的牌子写的实际上是“乐器室”，大概是两种功能合一的）里集中查阅“INDEX”。在当年一位叫詹妮的女生后来的捐赠物细目里，我们看到写着：名片。来自中国学生。 按图索骥，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活页夹。一个纸片滑落，拾起一看，是史锦镛的名片，名片大小和今天的一样，白色，单面印刷，英文。 它非常简洁地印着：史锦镛 左下角：中国 广东 。 然后，一封笔迹神采飞扬的英文书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快从信尾的落款上发现，这是史锦镛在1876年10月5日写给詹妮的信。 信的开头，他落落大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