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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5节 “发威马齐！”（2）
无独有偶，这年秋天在杭州西湖上也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的大将左宗棠向几位外国人展示他主持仿造的轮船，那是一艘甲板上仅能站立两个人的“轮船”，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器设备合乎标准。它一艘标准的蒸汽船，只是速度极其缓慢，还不如西湖上船娘的小舟。 左宗棠是一个举人出身的湘军著名将领，平日悉心经世致用，注意研究外国事务。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强调学习西方技术、御侮自强的主张，他尖锐地发问：“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不愿骑驴的人们，就这样把中国引到一条陌生的新路上。后人称其为“自强”。因为它发生在同治到光绪两个皇帝在位之时，所以又叫“同光中兴”。
李鸿章成为封疆大吏时还不到四十岁。他的“不惑”，表现在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最清醒的认识。
1864年6月2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领衔，向皇帝呈递了一个奏折，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第一次提出了学习西方“取胜之术”的主张。奏折附有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其中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语句：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生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可云集。 李鸿章的这封信，带着一个四十二岁中年人的血性，充满强烈的变革欲望，甚至不无叛逆情绪。他对保守势力进行了无情斥责，对西方的科技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钦羡，甚至想向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挑战。他急切的呼吁，流露出在戎马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体悟。 李鸿章曾是科举场上的幸运儿，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点翰林，二十八岁升翰林院编修。但是战乱打断了那条传统的升迁道路。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把他推上政治舞台，他在家乡安徽训练“淮军”，南征北战，成为著名将领。和众多将领不同的是，在和洋人的接触中，他敏锐感受到西洋枪炮的“神奇”，早早开始在军中学习西方的装备和技术。 在和太平天国作战的1862年春，他率领七千“淮勇”，搭乘外国人的轮船到上海救援。他的士兵们穿着布袋式的肥裤，色彩杂乱的棉袄，头缠布巾，武器是大抬枪、火绳枪、弓箭，还人手一把雨伞。散发着臭气的队伍招来洋人们的轰笑，然而这更加刺激李鸿章“师夷长技”的欲望。他认定“开花大炮、轮船两样”是制胜的利器，他向曾国藩报告参观英国和法国军舰的感受时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精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每天告诫他的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淮军到上海不久，人们听到操练场上传出奇怪的口令声：“发威马齐——！”“发威马齐——！”原来根据李鸿章的指令，淮军已采用西式武器和西法操练，在洋教习的命令下，军队的口令一律采取英语。来自乡间的“淮勇”们记住的是中国式的翻译，如“前进”（Forward march），在中国指挥官的口中便是“发威马齐”。 李鸿章重实用，肯变通，他走得比他的恩师曾国藩更急更远，很快成为洋务运动的最具分量的领袖人物，中国近代改革的最重要的政策设计人和实行者。在他和曾国藩的联名奏请下，容闳的“幼童留美”之梦终于变为现实，而李鸿章的后半生，也和“留美幼童”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6节 当老书桌被搬动
鲁迅先生曾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形容中国改革之难。现在，曾国藩、李鸿章们正想小心翼翼地搬动一张桌子。可这不是普通的桌子，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书桌。 像容闳在澳门和香港读过的新式学堂，直到1862年以前，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洋人打交道，遇上了语言不通的麻烦，当时除了临时雇用稍通西语的商人“通事”外，主要是依靠外国人自雇的翻译。可是，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十多年过去，培养翻译的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清政府都没有做。 “火烧圆明园”之后，为解决和洋人“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的问题，总理衙门着急了，奏请从八旗子弟中培养外语人才，提出赶快从广东和上海的商人里找懂 “咈”、“咪”、“崤”三国语言的来当外语教师。这“咈”是法国，“咪”是美国，“崤”为何国待考。可是后来，说“咈”、“咪”、“崤”话的中国老师还是没有找到，只好硬着头皮聘请洋人当“教习”。这就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办的由来。第一年招生十名，是些在科举路上踉踉跄跄走了多年的老学子。 担任教习的一个美国老师回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学生带着孩子，他问： “哦，这是令郎吧？” 学生煞时红了脸，显得局促不安。他回答说： “这是我的孙子。” 中国古老的教育制度，因为同文馆而开了小小的缺口。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接着，1864年，广州同文馆也建立了。 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现了一所新奇的学校，它的学生，有的学习英语，有的学习法语。有一位学生，在他的晚年，还清楚记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记得和尚们诵念佛经，学生们朗读外语，此应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动情景。这位学生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他在十三岁时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在洋教习的指导下，那里的学生们不但学习外语，还学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学堂驾驶，以英文教学。 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式学堂，可是前者只是培养外语人才，创办后的三年内，争议不大，影响也小。后者大规模引入“西学”，就有许多风险，但它毕竟是从平民子弟中选拔培养单纯的技术人才，和科举制度没有正面冲突。也恰在船政学堂开办的同时，1867年，在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恭亲王打算把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内容纳入同文馆的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并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也来参加学习，讨论新学。这就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恭亲王的决定，遭到士大夫阶层一片反对。他们认为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率先发难，指责这是“习为机巧”，认为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 他的奏折遭到当时支持变革的慈禧降旨驳斥。可是慈禧的解释是，让“正途人员”进入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言下之意，“中法”和“圣道”是不会丢弃的。这使反对声浪继续高涨，一副对联在京师流传：“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这时，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提出了措辞更加激烈的奏折，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倭仁从“立国”的“根本”破题，强烈反对向洋人学习：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他给同文馆扣上了“变而从夷”的大帽子，警告变革将会使中国人通通归于外国： 夷人吾仇也……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他斩钉截铁地要求：“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倭仁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士大夫阶层崇敬的理学大师，他的言论足以倾动一时。他的奏折一出，在京师四处传诵，没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馆。以倭仁的声望地位，恭亲王不能等闲视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称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再被迫迎战，强调“不得已的苦衷”。此后十多天里，两人交章上奏，针锋相对，你驳我辩。 在相持不下之时，恭亲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