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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法不使我们感到恐慌，因为牙病的发生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可避免的，而绝大多数人都要接受医院的治疗。
解决办法并非没有。有关专家参照国外的臭氧消毒系统，采用臭氧方法对牙科水系统进行消毒。将臭氧发生器与牙科水系统结合在一起，使水中的臭氧浓度保持在一定水平，使之对细菌、病毒有很迅速的杀灭作用，对人体又安全无害。经过对实施消毒处理后的污染水样进行检查测定发现，细菌学检查计数均为0，对乙肝患者经牙钻治疗后的水道水样检测，乙型肝炎病毒为阴性。
与牙科水系统消毒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对牙科治疗台的压缩空气的污染进行防范。有关专家在研究中发现，压缩空气在牙科综合治疗台中有两个用途，一是将储水罐中的水压出管道，二是供给水汽枪，直接进入患者口腔。而经过空气压缩机和储气罐排出的气体中，往往含有大量细菌。如果在压缩空气罐的出口处安装过滤精度为直径小于0。01微米的过滤膜，即可滤过空气中的大部分细菌，从而解决了压缩空气的污染问题。
不过，也有牙科专家对上面的说法持置疑态度，认为上述看法是基于商业目的炒作。在有关牙齿治疗和乙肝、艾滋病的传播有何关系方面，专家间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分歧。
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没有专业知识，没有能力去对牙科治疗台进行鉴别与检测，所能做的只是，千万不要和别人共用牙刷和牙具。选择能证明医疗器械消毒绝对安全的诊所。
但是对于专业医生和专业医疗机构来说，专业器材的清洁与否，是事关患者生死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相关立法，严防牙科治疗中的交互感染。
请记住：
治牙严防交互感染，医生责任重于泰山。
选择牙医后记：我的治牙史（1）
后记：我的治牙史
我畏惧一切医生，尤其害怕牙医。
小时候我有一次牙疼，年迈的爷爷领着我去了一家公立医院，穿白大褂的医生我记不清他的脸，但是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种老式的医疗座椅，三四张排成一排，我像个待宰的羔羊一样爬上了其中的一架，迎面的刺眼灯光模糊了一切，有人把冰冷的金属塞到我的嘴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可怕的、剧烈的、钻骨入髓的钻痛，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哭不止……
20多年后我仍然无法忘记这一切，而且我开始越来越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童年的记忆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我已经记不起来，此前和此后我是否还看过别的牙医，我所有关于牙医的记忆都被痛苦地定格在了这个惟一的瞬间，它时刻提醒着我，治牙如入炼狱。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三年前……
一
我出生在70年代的东北，父亲是上海人，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去改造地球，那里的水缺少很多元素，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很多都长着一口“四环素”牙。我的牙质疏松而脆弱，不能背离时代之命运，所幸父母从小就让我养成刷牙的习惯，虽然我从来没有认真、耐烦、细致或是正确地刷过，不过，比起周围的人来，我的牙总还不算是最糟的（“糟”这个词，真是对可怕牙质的真实描述）。
转眼间，我在北京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这个城市中奋斗、工作和生活。牙齿总的来说还算忠诚，我也不肯轻易放过所有眼前的食物。我放任自己的胃口，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牙齿，直到右边的门牙后面开始出了一个小洞。慢慢地洞越来越大，牙越来越薄，连照镜子都能明显地看到，有洞的牙齿色泽暗淡，吃饭、刷牙，甚至吸气都会使我感到疼痛。
我实在挺不过去了，但是并没有决心去医院看，童年的可怕记忆是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公立医院，每个普通患者都无法避免艰难的挂号和漫长的等待，实在让人望而生畏。那时候我在京城某顶级写字楼里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中高层管理，天天朝九晚六，请假并不容易。
每天早上，我会到地下一层的餐厅去吃早餐，餐厅旁边就有一家牙医门诊，起初我并不在意。后来因为有了现实的需求，渐渐开始上了心。这家专门的牙医门诊从外面看上去，干净而整洁（我并没有看到过很多的牙科门诊，比较起童年的可怕场景，这里应该算是天堂）。然而，信任依然不能完全建立，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到私人诊所去看牙。可是牙疼已经不能再拖了，经过几次试探性的询问，觉得这里的价格自己还能够承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用向单位额外请假。有一天中午我终于下了决心，提前在这里预约了时间，下班来看牙。
当我再一次躺在治牙椅上时，我感到浑身紧张，不能松弛。然而这一次，治疗灯柔和的光照在我的脸上，女医生的眸子在灯光的照射下，甚至有一种光辉。女医生姓张，她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她的细致和耐心使我紧绷的神经渐渐开始放松。
除了门牙，张医生还检查出了我的两颗龋齿。我对她说，先治门牙，治完了我看看感觉，再决定是否治另外两颗牙。这种投“牙”问路的狡黠显露出我不会轻易被表象所吸引的重重疑心。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永远都是疗效。
我是那种天生对疼特别敏感的人，我怀疑这得自遗传，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也特别怕疼。我想世界上既然存在没有神经、对痛苦全然无所知觉的人（见于多年前的一篇报道），那么有人神经敏感、特别怕疼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本人的牙齿这种对于疼的异常敏感，逐渐引起了张医生的兴趣。我得说她是一个比较好的医生，因为她会用“完美”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个牙洞，我想她可能觉得自己是在做艺术。
选择牙医后记：我的治牙史（2）
作为她的一个作品，我第一颗被治的门牙被修补完美了，甚至连色泽都和以前一样。我非常满意，顺理成章，我让她把我左边两颗得了龋齿的后牙也修整一番。然而，对于一个患者来说，真正让我感到兴奋的发现是，牙科医学和2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麻药不再散发出那样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打麻药针的疼痛也就如被鱼刺扎了一下牙床而已。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我没有大喊大叫，更没有再次从治疗椅上弹起来。而在此之前，这些痛苦早已被我在脑海里预设上演了好多好多遍，悲壮如英勇就义。
不过我还是不能完全放心，医疗器械会传染艾滋病是个无比可怕的传言，我并不想因为治牙而自我判决。
再三得到了张医生关于一次性医疗用具的安全和卫生的保证后，在得到了张医生关于如果有问题可以这几天再找她，以及补好的牙保证一两年没问题的承诺后，我才离去。
晚上吃饭，牙果然不疼了。我唱起了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的牙疼了好几天，吃饭如同上刑，晚上突然免刑了，你也会唱歌的。
这次看牙还给我带来了某种虚荣，我感觉自己有了私人牙医。如果要看牙，我只需给她打个电话预约时间，再也不用绝望地排在医院门口漫长的挂号人群中等待。
二
我没有想到，再见到张医生会是三年之后，此时我的工作单位早已更换。这期间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的牙基本正常。后来又有别的牙开始疼，我再一次去那家私人齿科诊所，却没有见到张医生，她已经去了日本。
虽然我有些失望，但第二个医生总的来说也还不错。后来我又在这里见到了第三个、第四个医生，水平参差不齐。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顾客对品牌的忠诚一旦建立，通常都牢固难破。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验证。我习惯于到固定的餐厅去吃饭，到固定的理发店去理发，到固定的超市去购物，现在，到固定的牙医门诊去看牙……我反思过这种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我提前衰老了，也不意味着我排斥新的事物。除了强大的习惯惯性之外，潜意识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这个变革社会中，信任是种普遍缺失的资源。一种信任的建立依赖于试探和大量的机会成本，而一旦建立起某种信任，维持这种信任却往往只需要很小的成本。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正因为这样，当牙疼驱使我再一次来到那家诊所，当我再次见到张医生，那种惊喜你就可以理解了。
三年前张医生为我补的这颗门牙依然完美，然而今天，别的牙又出了乱子。
这一次没有那么顺利。张医生的耐心和细致一如往昔。回家路上，我也依然唱起了歌曲。然而，吃饭成了对坏牙无情的考验，疼痛依然在继续。
再去诊所时，我对张医生说，如果不是第一次你给我补的牙非常好，这一次我就来找你打架了。张医生以女性特有的温和笑了笑说，每个人的牙质都不一样，也没有一个牙医能包治任何人的牙。
我又一次躺在了治疗椅上。护士小姐将治疗灯打开，那灯光柔和温暖让人安详，张医生的眸子也依然泛着温和的光，而我的思绪开始飘浮。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幸福是什么？也许幸福往往是在一些并不起眼的东西之中，比如牙。对于沉重地痛苦于牙病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幸福在牙”吗？我无法止住自己的痛苦，无法再去重新生长出一口好牙，但是，总应该让这种痛苦变成一种价值。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不要再重复这种痛苦，书名就叫《幸福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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