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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
言论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们只能说些含含糊糊没有斤量的话，那老实
说，今日中国言论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经很多，用不着我们再来献
身言论，从事于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论工作。我们的编辑方针
素来是主动的，我们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
已遭遇到政治危机，但我们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们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满，
也不因此事而减少了我们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评。假如有人想扇我们，我们
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们，我们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
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尺度，无论我们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荡，
我们必能撑住我们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张皇中失去方向”＇6＇。 ＇6＇
《观察》第3 卷第24 期第7－8 页。
1948 年8 月1 日，储安平为《观察》第4 卷写了“报告书”，虽然有关
查封《观察》的信息传得沸沸扬扬，但储安平的态度很坚决：“我们绝对不
愿因为外来的意见而改变我们的编辑政策。我们的编辑政策是独立的，不受
外来干涉的。我们在商标上标明，Nonparty和Independent两字，Independent
（独立）是我们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们所以如此者，就因为我们认为：要
维持完整的人格，必须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则是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
＇7＇。 ＇7＇《观察》第4 卷第24 期第8 页。
《观察》报告书所体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随着时间的推
移日益显示出它的光彩，特别是1949 年后，由于严格的新闻管制，人民完
全丧失了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在这样无声无息的岁月里，当我重新回到《观
察》的氛围中，我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健全的人格所感动。1946 年，
曾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的费正清在一篇报告中曾说过：“我们在中国
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
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
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8＇。储安平及《观
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
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
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9＇。超然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成功地为自由思想的传
播做了很大的贡献，作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储安平
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40 年
代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不仅在思想上信
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
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漩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
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
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
于我们重新认识。 ＇8＇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 页，天津人
民出版社1992 年9 月。
＇9＇见《东方杂志）第41 卷18 号、20 号、21 号。
关于“《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
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
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
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储安平作为
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
的胸怀、知识和品质，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
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
20 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
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超然和独
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在
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在于他能够为了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
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
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 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重镇。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所从
事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末尾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
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
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1＇。这种博大高远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
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1＇
《观察）第2 卷第2 期第8 页。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搭配
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据储安平
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
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
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
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
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
周刊的盈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
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 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贪》
何永信《中国在戥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 乾《红毛长谈》
樊 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14 位作者，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
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
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
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
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
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
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
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
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
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
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
“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2＇。足见这位理想主义
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
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是受过西方民主精神熏陶的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为避嫌，他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
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真
正民主风度。 ＇2＇《观察》第4 卷第24 期第6 页。
胡适与《观察》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
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从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抄示的储安平致胡
适的信可以看出这位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感情。储安平在创办
《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
撰稿人。我在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见过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
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 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
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此信不算长，亦抄示如下＇1＇： ＇1＇《胡
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39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 年11 月出版。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
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
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
而
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
刷品，
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
所
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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