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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古典文学的探究上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但这决
不是我个人在学术上的“创获”，它是当时新学术界呈现出来的一种新
倾向。我只是在那种气氛的感染下，比较多费气力地去运用它罢了。
当时在这方面战绩较大的应推顾颉刚先生，虽然他后来把精力专注
到古史上了。
1928 年秋，我从广州转到了杭州。我的职业是教书。但除本职工作
而外，我还忙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和民俗学的倡导与探索（我那时不但
与朋友共同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而且曾计划撰写一部《山海经之文化
史的研究》，并已经写出了一些篇章）。我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并且还
有教学上的需要。因此，在那样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对文艺理论（包
括诗论）的学习和探索。我写了几篇关于民众诗歌的文章。关于作家诗
歌创作及评论的文章，虽然写得比较少，但不是完全没有，如《莫干山
与诗》（给刘大白先生的信）、《文学家和数学》，及《饮水词作者的
友情》等（后二文本书未收），都是有关这方面的篇章。
像前文所说，在东京的时期，我对诗歌理论的学习也并不放松，同
时在对民间诗歌的探究上，也留下了《中国民谣机能试论》一类比较用
力的文章。但对作家诗作的论述却很少，记得只有《周译浮士德序》及
《天问室琐记》中的若干小则而已。这跟上段时期一样，就这方面的学
艺活动而言，也许是一个低潮时期吧。
抗日战争前期，我开始在国防前线，不久，又转徙于粤北山区。义
愤激发了诗情，我写下了许多新诗和旧诗（新诗曾汇集成《未来的春》
刊行）。又出于激励抗战文艺青年的需要，我不止一次地讲述了文艺问
题和写作了这类文章。在这些讲话和文章里，多少包括着我对于诗歌文
学的思想。专门论诗的，只有一些随笔，如《现阶段的诗歌》就是其中
的一则。
抗战后期和日军投降后的一段短时间内（1941 年～1947 年），我虽
然在学校教书，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自己前期的社会经历，使我的文艺
思想不能像战前那样的平静。这时期，我的诗论写作比较集中的，就是
那本格言式的小册子《诗心》。它曾经作为诗创作丛书之一，1942 年在
桂林刊行过。此外，我还写了《诗的逻辑》、《我与诗》及《诗和歌谣》
（此文后来到香港时才发表）等论文、随笔。我的诗学的基本思想，在
这个时期大致奠定了。
1947 年夏，我被迫离开中山大学。从那时起到1949 年夏，我跟一般
由大陆被驱赶出来的进步文化人士同住在香港。我在民主党派创办的达
德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反蒋政权和争取人民解放的政治、文化活动。当
时，由于社会运动的需要，我在当地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谈论诗
歌的文章，如《织工歌序》、《谈——从民谣角度的考
察》及《蜗庐诗谈》等。《谈》既表现了我对北方解放
区新文艺成就的热情欢迎，也表现了一个诚挚的文艺工作者对同行的诤
友态度。总之，这个时期虽不长，但由于思想的高涨，带来了文艺理论
成果上的一些新收获。从诗学思想上说，它是抗战以来这方面意识的继
承和发展。
1949 年夏，我从香港回归到祖国首都。这在我当时的感觉上，是祖
国新生的开始，也是个人生活和学艺新生的开始！到京不久，我就写了
歌颂王希坚同志创作的《翻身民歌论》。此后，由于种种境遇的关系，
我的谈诗的笔暂时被迫放下了。直到60 年代后期、70 年代前期，我才在
艰苦的岁月中陆续抽空写下那些谈论鲁迅旧诗和散文诗的论文，以及零
星的诗话《天问室诗话》所收辑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四人帮”的倒台，又为我们燃起了生活和学艺的新希望！年纪更
加老大了，事业心也更加显得急迫。为了推进我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和民
俗学事业，我不敢自逸地忙碌着。由于奔南走北，感想云涌，旧诗写了
不少，但诗论却较少着笔。除了为诗友林林同志的译作《日本古典俳句
选》所写的序文外，就只有《诗歌的功用》、《一朵奇香殊态的青花》，
以及《祝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的二三篇短文了。但在这些短论中，
读者是可以约略窥见我晚年诗学思想的只鳞片爪的。**
上面简略叙述了我自青年以来的学诗和谈诗过程轮廓。从这里，我
禁不住产生了一些观感。
（一）我的涉足诗论领域，虽然原因不一，但像前面所指出的，它
的活动与我当时所从事的民俗学（包括对民间文艺的探索在内）活动是
分不开的。在后来的谈论诗歌的文章中，尽管大体上已经淡化了这种学
艺上的亲密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思想因素，民俗学知识还是不知不觉地
在起着潜在的或显著的作用。如在《诗和歌谣》或《谈》
里所表现的，就是后者（显著作用）的例子。这种现象，不仅是我的诗
论的一种特点，从一般诗学上看，它也许还是一种有益的学科“交叉”
吧。
（二）在20 年代中期（从1925 年至1927 年），我就开始接触到马
克思主义，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社会主义史》等
书。加以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我对于社会、政治现状和性
质，基本是具有正确看法的——但在学艺（包括诗学）的观点上，特别
是在它的实践上，却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转变。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当然不简单。主要的（像我过去在某些文章
里已谈到的）是由于那些时期自己关闭在学院里的缘故。近代诗人黄节
（晦闻），原来是一位颇有生气和活力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后期他却逐渐成为一个只能以诗歌抒写悲愤
的悲观主义者。我过去在思考他这种前后矛盾的人生观的时候，曾经认
为那主要的原因，是他长期的活动局限于大学的讲堂里。我的矛盾尽管
与黄先生的多少有差别，但主要的原因，恐怕也是一样的吧。
（三）数十年来，我的学艺观点和它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复杂
的。它随着时代思潮和自己年龄的进展而进展。开始时，我这方面的写
作，是运用着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观点和民俗学的方法的。这种情形持
续了若干年。后来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艺学和辩证法去写作这
方面的文章（一直持续到现在）。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谈到这方面
的成绩，自己觉得是很微小的。
（四）这个集子，在文章体裁上，有着种种不同的形态。除了一般
理论文字惯用的论文、随笔以及序、跋之类，还有那传统诗学上惯见的
诗话和有点外国味道的警句的形式。后两种形式，在我诗论写作上的出
现并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我的诗学启蒙课本就是那部《随园诗话》。
后来绵长的岁月中，几乎读遍了我国传统的这类著作——从比较易得的
《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到那些零散的、或不易见到的诗话
著作，只要能够入手或入目，它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这就是使我在写
作诗论时，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这种表达体式的原因了。
至于警句式的文体，在我也是深有渊源的。少年时期读过的《论语》、
《老子》等且不去说了。西洋作者的这类著作，我也接触得比较早，甚
至曾经那样溺爱过它。最初，我读的是法国拉·罗什夫科的《道德箴言
录》的日译本。这是我初到杭州不久，在一个书摊上买到的。后来在东
京，我有意识地搜集这类著作。偶有所得，便在攻读专业疲倦之余，把
它当作一种“精神的散步”。藏有和读过的这类书，在多次的生活灾难
中，已大多别我而去。现在还在书箱里的，只有德国浪漫主义作家F·许
莱格尔的《断片集》，以及我常常提到的法朗士的《易壁鸠尔之园》等
数册而已。手边还有一册帕斯卡尔的《思想集》，这是近年补买的中译
本。这本书我在海外时曾经反复阅读过，似乎还译过其中的几节，虽然
我并不喜欢他的哲学（对上述其他一些作家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种情
况）。
（五）任何一个作家或学术工作者，都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包
括阶级）的儿子。因此，他的作品或学术论著，不能不被染上该时代的
色彩，不能不被打上该社会的烙印。作为一名诗论作者，不管是我早期
的作品，还是后期的作品，即使所处理的对象相同，前后期的思想也可
能有某些联系。但是，统观起来，却明显地带着各个时期的色彩和当时
所处社会的烙印。
然而，在另一方面，更准确一点说，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又是集
体中的一个个体，一种相对特殊的存在。我有着生长其中的、带有一定
特点的自然环境和家庭情况背景，有着个人的气质、教养和生活、工作
经历。我的诗论因此带有我的特点。不管是早期、抑或晚期的作品，这
种特点也许是很显明的，也许是较隐微的。但总之，它是不可否认的客
观存在。这种情形，不限于我自己，别的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或学术工作
者，恐怕也不会例外的。
至于我这种带有个人特点的诗论，在学术上的价值到底怎样，那就
要凭同时代或异代的读者、批评家去鉴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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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书名“兰窗”一词的由来。
记得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末期，有一段时间，我在家乡自修古典
文学，终日蛰居在吾家的屋楼上。那楼房只有一面向天井方向开的窗子。
窗外悬挂着一盆“吊风兰”。风来时，瓦盆和兰草都要东西荡漾。下雨
时，那些纷披着的兰草更是另有一番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