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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他还谈起上流社会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甘心为他献身的夫人们，他经常通过她们举办的沙龙建立新交。当然他也谈到，在那种场合，他经常感到，他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围观着。
在拉德齐维尔宫修缮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约10点至l1点时分我被召到总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我还未坐定，佣人卡尔·克劳泽就领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是西格里德·冯·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为“德国女郎”的照片当时刚好刊登在柏林画报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伦堡市多贝兰镇一位军官的女儿，然而却以维多利亚·冯·迪克森阁下的外甥女闻名。达维德·欧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况到底如何》一书中发表了一篇仓促写成的文章，对冯·迪克森进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该书的第27页上讲述了一段无稽之谈：“譬如说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她是一个有野心的、150％的纳粹分子，是她把一个与她有亲属关系的年方21岁、美丽如画的裸体姑娘悄悄地弄到了总理府内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见到了这位姑娘，礼貌地请她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如上所说，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维多利亚·冯·迪克森主持着一个政治沙龙，这个沙龙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经常光临此地。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在楼梯间里曾谈起过对她的邀请，他说：“……在那里，我像动物园里一个外来的动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被人们好奇地看来看去！”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受这位阁下的邀请。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现，希特勒便顿时心旷神怡，毫无顾忌地迎上前去，说声：“阳光驾到”或是“太阳升起来了！”至于还怎么说我也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冯·拉弗特，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这点连生活在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也不隐讳。
这里我还想谈谈有关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生活情况。希特勒着装讲究实用。每次试穿衣服，他都感到厌烦。他演讲时喜欢做手势以表示强调，尤其在谈到刺激性问题时，他还习惯于手臂上下摆动，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断地伸展身体，所以对紧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缝将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响他的动作自由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时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动中，希特勒摔过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达·克莱因的丈夫瓦尔特·舒尔策当时是冲锋队卫生队的队长，他没能说服希特勒在医院做一次X线检查。希特勒担心“到那里就被搁置在角落里了”。这样这个肩从未得到过象样的治疗，并且从那时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帅，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进门槛，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这也许是他素来步伐稳健所致。他走路总是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他的举止对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总想当强者。他经常讲，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公室，当这些人到达他跟前时，就已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和蔑视。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失去了表情，变得模糊不清，光泽暗谈，并开始浮肿。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齿过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经变黄。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狭小的嘴掩盖起来，这无疑是有益的。在他与阿达·克莱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诉她：“许多人都说我应该刮掉我的胡子。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胡子，我的脸该是个什么样子！”随后他用手像托盘子一样托住了他的鼻子，说：“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过这撮胡子来冲淡一下。”
我觉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无论是在活动时，还是在休息时都是如此。尽管这双手的指甲并未让人修整过，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却很整洁。多年来，手指的关节处变得越来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摄影师，还是他本人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成功地拍摄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寻找安放点的精彩照片。
他从不戴首饰，连他那块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调快几分钟，以便能准时参加活动或会议。尽管他总向佣人们和副官们打听时间，但却不相信他们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回避亲自接触钱，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副官绍布。到1933年为止，绍布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皮夹子，硬币散装在上衣兜里。据阿达·克莱因讲，他在付出租汽车费时，还给小费，而且总是很慷慨，“……小费数额几乎与出租汽车费相当。”阿达重复他经常表示的观点：“越富越吝啬，富人从不给小费！”希特勒对有些男人接连不断地去寻求新领带感到开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领带我都买，而且同一种领带一买就是几条，”他曾这样说。后来，他就只能戴与制服配套的黑领带了。对于服装的搭配他是不重视的。
他很少谈及新潮服装，然而却能以出人意料的鉴赏力对连衣裙评头论足并对穿连衣裙的人加以恭维。对不合时宜的流行式样，如软木高跟鞋，他则又取笑不已。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盘。我经常听到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讲的话：“啊，你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对此她生气地回答：“走开，你明明知道，这件连衣裙我已穿过多次了。”
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