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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所以，应该说霜降后，蟹壳硬，才是吃蟹的最好季节。
现在，到阳澄湖吃正宗大闸蟹已经是宴请中品质之象征，上海的朋友纷纷传递信息，各公司都已把阳澄湖大闸蟹作为酬谢客户的一份厚礼，这推动了所谓正宗大闸蟹的价格。问题是，到底何为正宗？
阳澄湖又名“阳城湖”，于是有此地原为古代城池，后陷落为湖的说法。阳澄湖整个湖区连接昆山、常熟、吴县，现在昆山的巴城与苏州的阳澄湖镇则一直在争夺谁更正宗的地位。按巴城人说法，巴城历史要源于大禹治水之时，大禹部下巴解本身就是第一个吃蟹之人，他被封为“巴王”，“蟹”字本身就与他的名字有关。这种说法实在牵强，此“巴王”实无处考。如第一个吃蟹之人，在《太平御览》中按说应该可以查到。我看到最早关于食蟹的记载是周代的蟹胥，也就是蟹酱。按东汉人刘熙《释名》中的说法，这蟹胥由海蟹制作，是在北方的吃法。但汉武帝时候已经有了煮着吃蟹的记录，《洞冥记》中记：“善苑国曾贡一蟹，长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壳谓之螯膏，胜于凤喙之膏也。”而蟹的名称，按《埤雅广要》的说法，是因为蟹生长如蝉蜕壳，一蜕一长，“蟹解壳，故曰蟹”。
阳澄湖因“大闸蟹”的名称而出名，但何谓“闸蟹”？我读到包天笑写过一篇《大闸蟹史考》，先考“闸”字来源于吴语卖“炸蟹”的叫卖声，吴语中的“炸”“闸”混淆。后又引苏州古籍收藏家吴讷士的说法，“闸”字来自捕蟹的竹簖。因为捕蟹者会在港湾间以竹簖作闸，蟹好光，置一灯火，蟹见火光便会爬上竹簖，所以钻进簖里的就叫“闸蟹”。此种说法，其实来自清人顾铁卿的《清嘉录》。《清嘉录》记吴地四时风俗，卷十《十月》中有“炸蟹”一条：“湖蟹乘潮上簖，渔者捕得之，担入城市。居人买以相馈贶，或宴客佐酒，有九雌十雄之目，谓九月团脐佳，十月尖脐佳也。汤炸而食，故谓之‘炸蟹’。”此条后引《苏州府志》，“蟹凡数种，出太湖者大而色黄壳软，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谓之‘十月雄’。沈偕诗‘肥入江南十月雄’。又云出吴江汾湖者，曰‘紫须蟹’。莫旦《苏州赋》注云，特肥大有及斤一枚者。陆放翁诗‘团脐磊落吴江蟹’。又云出昆山蔚洲村者曰‘蔚迟蟹’，出常熟潭塘者曰‘潭塘蟹’，软壳爪蜷缩，俗呼‘金爪蟹’。至江蟹、黄蟹皆出诸品下。吴中以稻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为乐。又云，蟹采捕于江浦间，承峻流，纬萧而障之名曰‘蟹簖’。簖，沪也。陆龟蒙《渔具》诗序‘网罟之流，列竹子于海曰沪’。注：吴人谓之簖。《埤雅》：炸，瀹也，汤炸也，音。桂米谷《札璞》云，‘菜入汤曰炸叶。’”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闸”是从“炸”而来，其变化显然源自上海食客的改造。包天笑是吴县人，对《清嘉录》应该再熟悉不过。
《清嘉录》中，并没有阳澄湖出名蟹的记载。查史料，当初最有名为吴江汾湖的“紫须蟹”，不仅陆游有诗，李斗《扬州画舫录》中也把它与松江长桥下的四鳃鲈鱼并列为江南美肴。今天此汾湖已不可觅，但昆山蔚洲村查考为今周市镇的城隍潭村，村中原有七十二潭，统称“城隍潭”。现在有潭中养殖的据说还叫“蔚迟蟹”，但谁还知道它过去的名号呢？
阳澄湖蟹出名的时间，最起码在民国初，因为大家现在都引用章太炎夫人的诗——“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
现在大家都热衷于讨论大闸蟹的真假，其实想想“文革”前，好像阳澄湖蟹的位置并不突出，也可能因为上世纪60年代江南的湖塘大多还未被填平，水质污染还未大面积铺展，太湖的清水蟹又大又肥。既然都是野生，水质一样好，江南此蟹与他蟹实在无大差别。蟹之质地其实就在水质与河床质量，从这个角度，阳澄湖之所以成为育蟹宝地，首先因为它最靠近食客云集的上海；其次因为周边湖塘或被毁灭或像太湖般曾被严重污染。但阳澄湖其实亦有污染，那么主要还是要归功于食客哺育了。有朋友曾戏称，如香港边上有湖出蟹，这品牌恐怕就不是大闸蟹了。吃蟹其实没有品质可言，一手持螯一手持酒杯，温文尔雅是不会有的。李渔说到品质，也无非是怒斥那些将蟹剔为蟹粉为羹或“断为两截，和以油盐”煎成“面拖蟹”，在他看来，此为对“蟹之美观多方蹂躏”，“使蟹之色、蟹之香、蟹之真味全失”。他在《闲情偶记》中记述，“蟹之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和以他味者，犹之以爝火助日，掬水益河，冀其有裨也，不亦难乎！凡食蟹者，只全其故体，蒸而熟之，贮以冰盘，列之几上，听客自取自食。剖一匡食一匡，断一螯食一螯，则气与味丝毫不漏。出于蟹之躯壳者，既入于人之口腹，饮食之三昧再有深入于此哉？”而我读到周作人食蟹的文字，恰恰说到“别无什么好的吃法，只是白煮剥了壳蘸姜醋吃而已。蟹虾类我们没法子杀它，只好囫囵蒸煮，这也是一种非刑，却无从改良起。腰斩是杀蟹的惟一办法，此外只有活煮了。别的贝类还可以投入沸汤，一下子就死，蟹则要只只脚立时掉下的，所以也不适用。世人因此造出一种解释，以为蟹虾螺蛤类是极恶人所转生，故受此报。”此番言论带出丰子恺先生画出很多护生画——看着鲜活的蟹在蒸气中活活挣扎而成鲜红，这种吃法鲜美是因其在蒸气中拼命活动，全身肉都是动的，于是与苏东坡那种“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的诗意相对比，实在为一种残酷之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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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丽塔60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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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董鼎山先生在《读书》杂志他的专栏“西窗漫笔”中发表《洛丽塔42岁了》一文，按《洛丽塔》1958年在美国出版的时间——主人公亨伯特刚开始爱恋上的洛丽塔12岁，于是1988年洛丽塔42岁。而实际上，《洛丽塔》完稿于1954年，1955年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按1955年计算，现在洛丽塔应该60岁。
在我自己的判断中，我们对整个美国文学的了解，都与董先生在《读书》上的推介联系在一起。董先生的专栏推动《外国文艺》与《世界文学》的翻译。国内最早读到纳博科夫的作品好像是他在《洛丽塔》成名后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普宁》。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在纳博科夫1977年逝世后第二年，就由梅绍武先生翻译了这部作品，1981年作为单行本出版。我查了一下，当时印数42万册，定价四角九分。那是一个刚开放如饥似渴阅读的年代。应该说，自读到《普宁》后，大家就都对《洛丽塔》充满了期待。因为纳博科夫被称为“语言大师”，无论董先生还是梅先生的推荐，都介绍《洛丽塔》的文采之美。而作为一部美国汽车旅馆文学的代表作，一个恋童故事所带来的道德问题，本身也引发大家的好奇心。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翻译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可思议。
1988年董先生发表《洛丽塔42岁了》时，于晓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毕业。1986年冬天，她老师第一次带她来找我，带来一篇她写的小说。那时候她还没有毕业，小说好像就是自己的情感记录，都是很短的句子，其中多婉转的痛苦，情感真切、单纯得让人珍惜。当时我正筹备在《人民文学》编辑一期青年女作家专辑，这小说也就成为备选。后来专辑流产，这篇小说两年后才由后来策划了“布老虎”丛书的安波舜发表在《中外文学》上。从1988年起，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中外文学》曾发表、也翻译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作品，最著名者是1988年翻译出版的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我记不清楚是不是董先生在《读书》的文章推动了我们鼓动于晓丹翻译《洛丽塔》。当初她已经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我还记得她在读此书后以一种占有英文阅读的优越感说起其文字魅力时的神态。
后来她就开始了翻译。那时候她住在北京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社科院的宿舍，是筒子楼里的一个小间，冬天屋里是好像没有暖气的那种阴冷。她翻译得费劲，因为其中充满双关语与典故，这些都构成迷宫一样的效果，需要借助词典与请教老师。最后，我至今不明白译完的《洛丽塔》为什么没有交与安波舜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而由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许金灵当了责任编辑。许金灵那时候还没开始写小说，只是一个从北京到南京的时髦青年，他后来写小说时的笔名叫“鲁羊”。
于晓丹一共翻译了两本有价值的书，除这本《洛丽塔》，还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雷蒙德·卡佛小说选。相比《洛丽塔》，卡佛小说选更有价值，我始终认为他的短篇小说是最好的，但它在国内却默默无闻——因为既没有性也没有传奇。而以“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腭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为开头的这个版本，却被几个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个译本其实从一出版就因过于文学化的意译而遭争议，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一本廉价畅销书，书角宣传词写着“一个中年男人的不伦之恋”，谁还会再关注译文的准确呢？
多数人从《洛丽塔》中看到的都是现实：成为了父亲的亨伯特对花季少女身体的窥视，还有高速公路边飘散着淫荡气息的小旅馆不断重复的印象。董鼎山先生在这个现实前的判断也追溯到对纳博科夫的性趋向提出疑问。他指出，在《洛丽塔》之前，纳博科夫在1939年出版的《魅人者》（TheEnchauter）中就描写了恋童故事，而且在其自传体小说《天资》（TheGift）中也表达了对还未发育的女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