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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给一个好人并不得好报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写男女之情总像阶梯般荒谬缱绻——一方追寻等待，另一方总在被蒙蔽或者慢一拍反应；等这一方觉悟，那一方已然已经错开，于是情情相克情情总难合拍。这情是徒劳之苦，但价值也在自然之中，徒劳之苦与价值之错而成悲喜，悲喜不分又都不能，诗意也就在酸甜苦辣中撩拨人心。细想这平民佟奉全的悲剧又恰是伟大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另一面——安东尼必须在荣誉与对克莉奥佩特拉的私情中作抉择，他选择了后者，导致双双毁灭。佟奉全选择了前者，牺牲的却也是一切，最后结局殊途同归。此剧我品到的诗意，除此还有背后那个隐隐槐梦的背景——人生恩怨尽在梦里，梦雨飘零，“径曲梦回人杳，闺深佩冷魂消”，“槐梦醒时成大觉，梅花香里证无生”，悲情更有像槐香在幽深处飘渺而至的味觉。
我体会邹静之此举是将雅俗交合又往前推进一层——在诗意中包裹写实，似在地上又在天上，正剧又是俗剧。此戏表面缺憾是已构成电视剧表现革命的三个人一台戏的均衡被打破，两个男人与两个女人同成配角。故事核心既成为佟奉全的“欠债”与不断“还债”，债债相抱债债相欠，因人物而出故事就变为故事再出人物，人为故事故事为人，人与故事互为悲喜。故事自以为是，细节往往就被忽略。佟奉全在故事逻辑中的表演由此自然而成核心，张国立有了更充分发挥深度表演的才华舞台，他的淋漓尽致给了与“纪晓岚”不一样的精彩可看性。这佟奉全的味道在他愚拙地一错再错，莫荷最后说他“你这一辈子好像一直都在找人”，提升了悲喜趣味。问题是，佟奉全越成为所有矛盾核心，戏剧重心偏向一个方向，张国立的表演就越出色；张国立的表演越出色，别个人物也就越成为他所对应的道具。从音乐表现的角度，它变成一首弥漫着沧桑的单簧管五重奏，就像勃拉姆斯晚年的那一首B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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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似水香如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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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静之电视剧中的真正味道其实在台词，台词构成趣味。这台词在他其实也就是诗句——长句短句对比错杂，节奏韵味尽在其中。我以为，正是他对台词的津津乐道强化了电视剧里的戏剧化与诗化——这才是他最成功之处。在台词的重要性面前，故事甚至都成道具，而这恰是无论中国戏曲还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最伟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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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与谭嗣同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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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好吃的湖南籍好友，当年全省文科高考状元，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到《大众电影》当小记者，不甘现状后到广州某大报当文教部副主任，又不甘现状辞职回北京到一家文化报社当主编。湖南人这样的不屑现状也实在没办法。报纸办得不顺，想当书商，不知从哪里弄到光绪年间的一个“卷子”，说能挣大钱。这“卷子”的价值是集中的一堆名人墨迹，光绪十六年底，太湖林屋山有一个小官巡检（相当镇长）得罪上司而丢官，因清廉“债累一身，一钱不存”，山民们因此为他送米送柴，参加者七八千家。当时一帮文人被感动，秦散之作《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樾、郑叔问、吴大澄、吴昌硕等一帮文人题咏。到1948年，胡适作序，又带起一帮文人，其中有俞平伯、朱自清、张东荪、沈从文、张大千，徐悲鸿则在郑叔问基础上又作《雪篷载米图》。我当初对这样书的商业价值不以为然，他却津津乐道说其中墨迹珍贵，这些墨迹这样集在一起也有趣，很精致地印了五千本，据说确实挣了钱。近日他又在北京安贞大厦东投资开了一家餐馆“湘汇楼”，有朋友说名字不像餐馆却似“青楼”，他说是想以他自己理解的湘菜慢慢吸引真正的湘党。我对湘菜缺少研究，湘菜的原始启蒙者算广西人陈建功，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时候写小说，好像一写到吃必提“东安子鸡”，由此知道此为唐生智推崇之菜。北京吃湘菜的最有名去处是西单的“曲园”，陈建功说“东安子鸡”就这一家最正宗。而之后自己陆续吃湘菜的体会，感觉湘菜好处是感知味觉之锐利。湘菜比川菜，是辣得更为纯粹，把辣单独提纯出来，不会以多种调味搞成混沌一片。湘菜也有麻辣，但麻不会盖过辣。湖南人说湘菜，会说其浓淡都会到极处，我却感觉好处都在浓的一面，红煨那种浓浆之色最诱人——不是上海菜那种油腻里加甜的浓油赤酱，是由原始豆酱构成不须人为修饰的浓。湘菜是刚烈——绍兴的臭豆腐无法与长沙的相比，长沙的酱板鸭味道也绝对好过任何板鸭。臭豆腐不变成黑的，香辣不浸透又干透在鸭子里，又怎样有那种锐度。按那位湖南籍吃客的说法，湘菜关键在对不同辣椒味觉的运用。他说湘菜不仅刚烈而且气盛，所以讲究味觉的“冲”，由此湖南人对味觉的烈度往往最挑剔。他由此想做正宗的湖南家乡菜，比如酱板鸭、腊味合蒸，原料一定要来自长沙最好的腌腊店；脆笋一定要从乡间去找。相应原料没有，比如“东安子鸡”，干脆不做，他说现在根本就找不到那样的乡间子鸡。他推荐的菜是“黄金鱼头”，是用金黄色的黄辣椒把味焖透；“酱汁小炒肉”则以酱汁体现味觉厚度。
我感兴趣的是他不起眼的小店中湘人著名墨迹的复制品，据他说都从湖南博物馆觅出放大。其中曾国藩的书信册页并不见博大，黄兴的册页也并不见力量，最值回味的倒是谭嗣同的一封家书，那种洒脱行草，使我对他另生一番敬意。此封写给妻李闰的家书全文如下：“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寄上《女学报》及女学堂书一包，此后如欲看《女学报》，可开出卖报之处，请唐次丞托人去买。唐如不能，可径托大兄在上海购买也。或函托秦生第更好。我十之七八可引见。”湖南籍好友说，这是谭嗣同最后能见的墨迹，后来在狱中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就是传闻，其实谁都未真正见到。湘人中谭延的字其实相比更为刚劲，他说正在搜寻。左宗棠字据说也不错，但实在是不敢挂的——“回民知道了还不把我的店给砸了”。
谭嗣同那家书墨迹使我产生寻觅欲望，找到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编目》，在1898年8月27日也就是农历七月十一这一日查到此封家书。一个月后，9月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被斩首，从被捕到行刑仅四天，有关人士都没时间周旋。在这本材料非常齐全的编目里，行刑那一天有一则黄浚记六人在狱中行为的文字，收在其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中，黄浚当时八岁，当然也就是根据传闻。传闻记当时有看守六人的老狱卒说，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内，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诗。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墙，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出监时刘光第还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等出西角门才大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聩乃尔！”被捕的第二天，9月25日，谭嗣同有给仆人胡理臣、罗升的三封信，两封嘱“托人通融饭食”、“通融招扶”，另一封嘱送去各种衣物、日用品。这应该才是现在还留存能见的最后遗书。
谭嗣同在当时确是热血青年。他的诗，比如“小楼人影倚高空，目尽疏林夕照中。为问西风竟何著，轻轻吹来雁上红。”意境浅淡，价值自然论不上。其论说，最重头的当然是《仁说》，这是他自己的精神宣言，海阔天空意气风发，有理性的诗意美，但并不引人阅读。我喜欢的是他笔记体的《石菊影庐笔识》，其中有别一样的文人气息。他自己欣赏的是浏阳菊石的“温而缜、野而文”，可惜他自己温缜都不足。他不喜词之靡丽，一生都在追求气骨。我读过他在《湘报》上刊登的一篇趣味文字，谈身体各部分器官，结尾结论是人这样一部精致机器造出就为使人顶天立地，做一番事业，不是当奴隶、做牛马的。每每读他文字，总觉得气势在其胸中体内冲突，使他才俊横溢，写出文字就是难成谐和。作为政治家，谭嗣同的天生缺陷，可能就是不思圆通与曲折之术，他的一生由此也更给人敬意。有关他最终的大义凛然，后人有各种版本，我最感动的是赵炳麟后来所编《赵柏岩集》中的“启超匿日本使馆，剃发为日装，使臣伪作出猎状，拥启超出京门，遂得遁。嗣同方谋集强桀者劫出上。或谓嗣同曰：‘事急矣，君盍遁旃？’日使亦劝嗣同匿其舍。嗣同辞曰：‘各国变法，未有不杀人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请自嗣同始。’”与之相对比的，是他同样写于9月25日的《狱中绝笔》：“天下之大，臣民之举，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果而，则中国人心真已死尽。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今天想想，仍然感叹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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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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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从其成为美女起，也无奈注定了要被男人们以各种各样方式消费的。在我自己的感觉中，走进文学圈的一个极重要内容好像就需要感知林徽因。先是想象她的美丽——那样被前辈有质地的男人们仰慕、簇拥着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她就像端庄地穿着一身白衣长久地坐在黑暗中，黑白那样强烈地对比着。等读到萧乾先生见她前的激动、窘促，想象她与三个或者更多男人之间的关系，她又变成身处一个社交的中心，身后有那样刺目的阳光耀着，不是那样静却是那样的动，男人们好像都匍匐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