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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涛里摇。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阴影留守在我周围。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还有“我情愿化成一片落叶，让风吹雨打到处飘零”；“在黄昏，夜半，蹑着脚走，全是空虚，再莫有温柔。忘掉曾有这世界，有你，哀悼谁又曾有过爱恋。落花似的落尽，忘了去，这些个泪点里的情绪。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比一闪光，一息风更少痕迹，你也要忘掉了我，曾经在这世界里活过。”这两首诗都发表于1931年，我猜测作于《新月》创刊前后。1928年3月《新月》创刊，她也在这一年与梁思成结婚，1929年她25岁生了女儿梁再冰。在那时，徐志摩的诗是：“我等候你，我望着户外的昏黄，如同望着将来，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你怎还不来？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我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发丝，守候着你的一切。希望在每一秒钟上，枯死——你在哪里？”
我相信所有伟大的情感都是在阶梯般彼此错失之后再相遇，没有错落也就不能孕育为伟大。我相信林徽因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大约也不可能再选择徐志摩——美丽的诗毕竟不能成为痴迷着的日常生活。女人们都喜欢着徐志摩的浪漫，又担忧着他的轻狂。哪个女人会真正喜欢热衷于找雨后的虹、墙上向晚的艳阳、刚刚入秋的藤萝而轻飘飘地来轻飘飘地去的男人呢？林徽因选择了梁思成也就选择了建筑而没有选择诗，她在选择时不一定认清了那美丽感情的真正价值，但我相信那时她感到梁思成更值得被信托。我见到的林徽因照片中，最美丽的是她16岁与父亲到欧洲时那种透明的清秀，最感人的则是她大约在26岁时凝视着女儿的那个母性的侧影。在这张照片中，美丽的光使她光洁的脸上的线条变成那样柔和，那是一种安宁所赋予的幸福感，它与感情在两个层面上，我相信徐志摩不能赋予她这些。他的感情实在在现实之外，只能在另一种咀嚼中慢慢体会，氤氲成温存她慰藉她也感伤她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在现实之上一个在精神之内，一个在舞台之上一个在舞台之下，他们彼此交错着凝视，伟大就产生于他们自己的彼此凝视之中。它日益沉重而又美丽着，其实它已经在他们之间埋葬了的，但凡伟大的情感都会因其奢侈而被遮蔽与埋葬了的。
在现实生活中，美丽的东西总是脆弱而又短暂的。林徽因容貌的美丽其实只在1930年她26岁得肺结核之前。1920年她随父亲林长民到欧洲与徐志摩相遇时是清纯的16岁，这美丽只有十年。之后的二十多年，她其实只是一个面容越来越清癯、削瘦的病人，她其后的美丽只在人们的回味之中。我觉得林徽因的美丽恰恰在它是被凝固了的。她在1935年还发表过一首感人的《吊玮德》的诗：“是不是那样，你觉到乏了，有点儿不耐烦，并不为别的缘故，你就走了，向着哪一条路？玮德你真是聪明，早早地让花开过了，那顶鲜妍的几朵，就选个这样春天的清晨，挥一挥袖，对着晓天的烟霞，走去，轻轻的，轻轻的，背向着我们。春风似的不再停住，春风似的吹过，你却留下永远的那么一颗少年人的信心，少年的微笑和悦地洒落在别人的新枝上。”她用的“轻轻的”、“轻轻的”挥袖，显然是徐志摩的“康桥”。在我印象中，她被凝固在1931年。1930年她开始患肺结核，从沈阳回到北京，疗养在香山双清别墅，香山遂成为徐志摩经常探望之地。1931年4月，梁思成正式受朱启钤聘回京担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法式部主任。该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在那以后，从28岁开始，是另一个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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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达梅林何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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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老侯多次向我推荐交响诗《穆桂英挂帅》。老侯在我之前到《人民文学》实习，与他真正相识却已经是在《人民文学》擦肩而过的20年之后。老侯感情丰盈，我认识他那一年冬天，本来周末说好他要带女儿与我儿子相见，结果虽然没有很寒冷的风，但那天他女儿放学后再没有回家。那一天其实我的车恰恰接近他女儿出事的地点，桥底下有很亮很亮的灯，我的车恰恰又错过那件悲惨事故经过那桥下。这使我以后每驶到那座桥下就想到马勒的那段歌词：“我总是以为他们出远门去了，会马上回来。他们只是去远处的山，只是走在我们前面。只是走在我们的前面，再也不想回家。”
生活给予我们的结果总是过于残酷。也许就因为女儿的早去，使我与他才成为最近的朋友——他艰难地接受了我的劝告，到最后也没有再去看女儿的遗容。我让他印象中永远定格在女儿早上阳光灿烂地告别去上学的样子。女儿逝去后，他家里再也不听音乐，一套山水音响也送了别人。《穆桂英挂帅》的唱片他从尘封中找出来，这是香港雨果唱片公司发行的中央乐团1992年的录音，唱片上还有交响诗《嘎达梅林》及改编为管弦乐演奏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安徽民歌主题随想曲》。《穆桂英挂帅》因为较多考虑京剧锣鼓效果，也就是一种管弦乐夹杂民族器乐的热闹，能在情感上一次次打击我的是《嘎达梅林》。
最早知道《嘎达梅林》是在儿时家里一本残缺不堪的上世纪50年代教科书上，它是一首简单的蒙古民歌。然后，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就在家里的收音机里听过不止一遍这首交响诗。那时候比它更激动我们的是吕其明的《红旗颂》、何占豪的《龙华塔》，以及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但当时毕竟年纪太小。现在重听《龙华塔》，觉得也就是那种江南的清秀感伤，清明时分嫩绿的细雨迷蒙里的委婉。而《嘎达梅林》却是那样深沉着的壮阔。我被这首交响诗感动的，首先是开头那种堆积着的深情对广阔草原宁静的包容，那是一种宁静深厚着的崇高，完全可以与西贝柳斯的草原媲美——真是在质感很强的阳光下舞动着很高很高的草浪，风悠长地在草与草的缝隙中穿行。随后人出现在这草原中马上伴随冲突，那冲突与铁骑风驰电掣进行曲的表现其实比较表面，但你会惊异于在1956年，一个刚毕业、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在与一部英雄史诗“接电”后能有这样迸发的一种力量。《嘎达梅林》民歌其实因沉痛而成过于哀婉的倾诉，我想当年的辛沪光一定是因为怕其影响了整个作品的气势，所以在将人与草原的崇高关系展示得令人泪流满面后才敢整个使用那苍凉的旋律。她不允许那苍凉弥漫，用低音加重其孕含的力量后，马上调动各种乐器的表现力将其升华为崇高的雄浑，迅速爆发成辉煌的结尾。老侯与我交流对这部作品感动时认为，它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尊严——草原的尊严与人的尊严，到最后那人顶天立地得让你不能自制，“人这一辈子要能活成这样，也就值了。”
《嘎达梅林》民歌实际是长篇的英雄史诗说唱，用苍凉的长调，有五百多行歌词，叙述英雄的一生。现在我们一般传唱的这首民歌却只有简单的两句歌词。我是因重听这首交响诗被感动后，才带着好奇心去寻找冯小宁2002年拍摄的故事片《嘎达梅林》。我对冯小宁演绎的这段故事没有兴趣，我相信他无非就是热衷于疾驰的马队、荷枪实弹对列阵冲锋的起义者屠杀，平庸情感加上平庸的烟火与夕阳。我感兴趣的是辛沪光的儿子三宝对《嘎达梅林》音乐的重写。结果，我没有意外地听到马头琴声强调下那个苍凉、阴柔旋律的一次次重复，它配着冯小宁镜头里蓝天白云下那个齐整的绿色草原，没有汹涌的草浪，连黄沙蔽日时候音乐都是那样细腻。一个从小在内蒙长大的儿子却全没有了当年出身于上海的母亲那样强悍的光与力，他孜孜以味的是男女主角红绸飘飞的那样抒情，在天地抒情下人变成那样之小。腾格尔演唱是一种虚张声势的粗犷，儿子甚至不屑借用母亲那样的宽广胸膛。婉转的长调只蕴涵美丽的呻吟，与交响诗对比，刚烈完全变成阴柔基调。片尾嘎达梅林之死冯小宁让他走进庸俗的红色夕照，原来音乐中人的强度的崇高荡然无存。
从1956年黑白电影里那种明净的时空至今，我们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与老侯聊崇高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他反问我：“1985年陈凯歌与张艺谋拍《黄土地》的时候，那秧歌在黄土踢踏中震天动地里有没有崇高？有！你知道那时候怎样在拍电影？凯歌的导演、张艺谋的摄影、何群的美工，他们全是光着膀子晒在烈日下的黄土里！与现在，奔驰、宝马车都在一边等着，能一样吗？”我由此想到老侯一位身为银行行长的摄影器材发烧朋友，晚上多的是饭桌上的应酬，莱卡相机就有四五个。这位行长说他周日一个人开车到万安公墓他老乡李大钊的墓上去了。“李大钊是我们乐亭人，家里有吃有喝的就是要革命。人家上刑场时候是义无反顾，连头都没有回一下！现在那坟上的草长老高也没人拔，我把那草都拔了，给他鞠了一躬。”我由此想，崇高现在成了一种奢侈，绝不是一个大学生从一个民族英雄史诗里再能够读得出来的。浪漫只有在质朴中才能被升华，而浪漫中才有被质朴感染的崇高。无论浪漫还是崇高，好像都是与现在大家都孜孜以求的钱背道而驰的。李叔同也好，李大钊也好，依我看现在都再难出现。那我们又为什么每个人比着追求舒适更舒适的生活，又哀叹可能有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空间被越挤越小，还哀叹崇高越来越稀薄呢？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一次次泪流满面地被辛沪光近50年前的作品所打击，是因为那是离我们太遥远的那种雄浑与广阔，那个草原其实早已不复存在。我们现在身在狭小又开着空调的车里，那滚烫的烈日与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