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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泊湖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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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远远近近的松涛如滚雷一般，涛起窗玻璃簌簌发抖，整座小楼亦为之震撼。我一夜泡在涛声之中，衾枕皆润。晨起，天已放晴，云薄山青，湖上又没了飞鸟，湖水仍淡淡地漾动，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过。在晓风飞露中，车送我们出湖，风在时间之前与时间之后吹。拐过山口，湖已不复见，山上又是喧闹的都市和浮在拥挤的人流之上的隔夜的暑气，湖上和山外，像是隔了一道两个世界之间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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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广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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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广州在上世纪60年代，那是欧阳山《三家巷》里的广州。关于潮湿的广州的最早记忆大约来自蒙蒙细雨中昏黄路灯下那条长长的巷子，有水洼的青石板路面通向的巷子深处，有一个身穿一身白衣裙的美丽女孩区桃。那一年，区桃消失在小巷深处时只有16岁。
然后读到唐鲁孙先生一篇写广州人吃蛇的文章，说广州最有面子的吃是“三蛇大会”，三种来自广西十万大山的毒蛇分别是过树榕、金甲带和饭匙头，专治三焦湿热恶毒。这三种蛇要是再加一条贯中蛇，就能把上中下三焦豁然贯通，四条蛇在一起就叫“全蛇大会”。吃全蛇，喝完蛇胆酒之后是一个巨型银鼎，终席后脱衣，腋下腿弯都会有黄色汗渍——风湿就这样立竿见影地蒸发出来。所以请吃全蛇，就一定要请洗澡。
真正从飞机上下来第一次到广州，大约才会真正体会广州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湿毒。也许因为这个城市空间有太多水分，所以雨一直是广州最让人赞誉的诗意所在。一方面，广州的白天好像在不经意间就会浓云积聚，随后整个城市就会赤裸裸地沐浴在狂放的滂沱大雨之中。另一方面，入夜后你常常能听到雨打芭蕉之类枝叶的声音。夜晚的雨，较之白天，往往是温柔的雨，有一种和风细雨潜入梦的感觉。也可能与雨有关，总觉得这个城市离自然很近，那雨就在你的身边，不像别的城市，只在很远的地方下着。等早晨起来，从那仍然是细细的巷子里走出去，雨是不再有，但满巷子是那种新鲜水气，水气里有各种新鲜或腐烂的水果的气息。广州的水气似乎是每时每刻都积聚着，它围绕在你皮肤周围。在我的记忆中，每次登白云山，从山顶花香的间隙中走下来，在路边一个平台上闲坐，阳光会透明地从你身后照过来。而走到山腰，阳光就会变成透明的雨丝。在山腰间有凉亭，凉亭里面对着极细的雨丝可以要一碗廉价的赤豆羹，赤豆羹里有桂花的幽香。广州人喜欢花香，他们喝功夫茶里也放花，最好是玫瑰。
广州的诗意是在喧哗与躁动的白天之后，深入它的肌体才能体会得到。坐飞机中午在飞驰的摩托车穿梭与出租车粤语广播轰炸下来到的广州，给你的第一印象只能是乱——与其他城市一样在改革开放后拼命毫无章法地建设的混乱景观、蓝玻璃与鳞次栉比同样杂乱无章的大广告牌。然后下出租车你就会踏进餐厅，在餐厅外要避过水洼走过计斤计两、水缸连着水缸的水产集市。进得餐厅，先是蜂拥而来的老火汤的腾腾水气，往往是十多个、二十多个大汤罐一起喷发着逼人汤气。再然后是密集的座挨着座，纯正的广州人与非纯正的广州人只有一个比一个声音大，才能听得清对方说话的声音。这里崇尚的是新鲜，吃食从刚从海边来的鲜货到刚刚下来的下水。煎炸的鱼或肉被广州人称为下等——即使不是为掩盖不新鲜，吃了也会上火。广州餐厅嘈杂的原因是因为到那里纯粹是为吃，不为说话。他们不追求吃的排场或者体面，鹅头鸭翅凤爪，再妙龄女士都是龇牙咧嘴地啃。价格在那里常常是从点货到结账都要斤斤计较，去掉门脸的钱，于是广州的海鲜往往是全国最便宜的。
想想广州人从饮食传统而言，其实并无特别高级可说。与上海人一碗清汤中的味道相比，广州老火汤是长时间地煲，把所有主料辅料的味道混成一片，使汤浓得能粘牙。煲仔也是，沙锅里煲了长时间的“仔”与米饭再混杂，配以各种人等混杂的排档背景，总感觉是穿背心短裤的人翘着腿去的地方。喝早茶时候，无论酒店茶楼，鼎沸人声当然不绝于耳；皮蛋或者鱼片、鸡茸粥，又是那种米与料熬在一起，没有米也没有料的感觉。广州人除喜好这种混合的流质外，还喜好糯米——肠粉或者糯米鸡。
广州人的衣服，曾有一段让北京上海的贩子都频频往返光顾，而广州人的头发至今还在领导潮流。广州人向大家启蒙了洗头的重要性，让全国理发店都变成了发廊。广州技师的精致剪发技术实在能熬得你一次次困倦地入眠，又被一次次叫醒。姑娘们把黑发染成棕红色，又用摩丝一根根把它们竖起来好像都起于广州，尽管与曼声细语的粤语歌曲流行一样，它们都是香港的中转。而广州人每天反复洗澡的习惯显然不是香港传播的，他们称洗澡为“冲凉”，也就是用洗浴的水来对抗裹在皮肤上的湿气。对洗发水与沐浴露的消费量显然成为了P＆G把总部设在广州的理由。
广州的资产阶级土壤其实远没有当年革命都市留下的影响多。走进西关大屋，你可能很难有当年奢华的记忆；沙面那些建筑也觉得只是孤独地立在珠江边上，而珠江水庸俗的臭味使得想面对江水坐坐的人也觉得缺少恋爱的激情。广州人给我留下的精致，倒是据说从南海十三郎家里拆下的那些装进今日北园酒家的精雕细刻花窗，尽管这些花窗仍然联系着吃而非其他。
我喜欢广州的傍晚，当薄暮把这个景观混乱的城市变得朦朦胧胧的时候，广州姑娘们换下白天上班的衣服，穿上最平常的棉布衣裙从家里走出来。她们变得朴素、自然，没有了白天的矫饰。坐在男友的摩托车后边，风把她们的头发高高扬起。他们会去酒吧，会去餐馆，会去卡拉OK。对他们而言，吃就是吃、玩就是玩，上酒吧咖啡馆也就是为朋友聚会，他们会鄙薄于北京人上海人什么都为品质与文化。而至真正夜深人静时候，你走进随便一家喝夜茶的店，白天的喧哗洗尽之后，如果店里人说话声音变得私密，背景声低低地放上当年红线女在夜里声音显得有点疲倦的粤剧，窗外又有新鲜的、凉凉的风、细细的雨飘过，你会感到这个城市在妩媚中又会产生另一种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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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的红色风帆与黑色桅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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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史上，真正由一个人构成一个时代的人实在为数不多。
就十九世纪的文化背景而言，瓦格纳是一个英雄时代的产物。英雄时代培育了革命的理想、浪漫和激情，也培养了革命的暴力。瓦格纳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一个征服者，他以他的红色风帆与黑色桅杆（《漂泊的荷兰人》中那艘魔船极具意味的象征）撕烂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也践踏了贝多芬开创的音乐浪漫主义。
瓦格纳狂桀不驯地将他异质的音乐理念强加给了一个时代。但不管怎么说，他对于二十世纪音乐史的意义不亚于贝多芬对于十九世纪音乐史的意义。
贝多芬和瓦格纳，构成了十九世纪音乐史的开端与尾声。
贝多芬赋予音乐以叙述的表情：以一种对立、对比的戏剧化矛盾冲突打破了古典主义在平和中寻求平衡、寻求趣味的温文尔雅的原则，开始以内心情感来叙述命运与灵魂、心灵与肉体、自然与宗教的冲突，这种叙述的表情使音乐与文学、戏剧联姻而丰满了自身肌体。瓦格纳并非站在反叛贝多芬的立场，而是把他的人文与美学思想发展到极端。在心灵与肉体的冲突中，他强调了欲望；在命运与灵魂的冲突中，他强调了宿命；在自然与宗教的冲突中，他强调了毁灭。
瓦格纳以文学与戏剧膨胀了他的音乐理想，他改写了贝多芬通过戏剧冲突与文学表情拓展音乐空间、寻求层次更丰富和谐的初衷，强调了因尖锐对立而造成的分裂，从而彻底破碎了古典主义那个规则中和谐的幻境。
瓦格纳是少数能无视一切规范，把表达方式仅当作他自身意志宣泄的天才。他从没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一生都不会演奏钢琴，但他仅用六个月时间就通读了和声学与对位法，悟透了和声与对位对于曲式构造的意义。在瓦格纳的音乐理想中，音乐不是一种庄严的建筑，而是一种壮丽的运动着的音响物质。这是一种从最弱到最强的一定长度的情感宣泄，这里的焦点不再是旋律，而是一种音质材料的涌动。他选择半音和声来作为他的音乐叙述独特的语言基础，以半音的不谐和性来突出情感表达的强烈性。在这种半音和声的极端发展中交叉出多声部烘托，多声部的发展又裹扶着半音和声的效果，创造出了最美也是最恢弘的和声效果。瓦格纳的多声部表达与和声、织体的观念，都拓展到了当时的最高限度，他依靠他的音乐成果，寻找到了逃避孤独的道路。
在瓦格纳的音乐中，最初的动机常常是一种原始的宁静：似莱茵河水在浅灰色的雾霭中舒展着多少有些慵懒的躯体，似斯尔塔森林中高耸的林木在风的抚慰下发出的喃喃细语。随着欲望的苏醒，各种精神与物质、愉悦与恐惧的意识同时活跃地运动。瓦格纳喜欢的红色暴雨与蓝色狂风常常就在这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