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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张元一面强调自己的电影如何追求真实，又同时告诉大家，在电影里我在表现“人性的内涵和人性的闪光点”、“我一直在问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到底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一起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去生活，为什么是那样有感情的人？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等等个人思想的导演，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真诚。或者说，他的自我矛盾，正暴露出他的苍白无力。从张元至今没有拍过一部很有说服力的电影来看，他气质上少了那么一点自省成份。
电影更不应以反映真实为追求的目标，在真实都可以被颠覆的情况下，导演唯一的选择只有把电影拍得好看，只有让每一个走出电影院的人，都暗自在心里想，这是一部好电影。如此而已，没有影评家和所谓“电影艺术”说的那么高深和复杂。然而做到这一点，却是自命为艺术家的导演们很少能具备的勇气。那意味着，你必须将所有的关于电影的思考，都深深的藏到胶片背后去，滴水不漏。只有事后一些乐于研究的人，回头一看，才恍然大悟——这个导演真了不起。而不是类似张元，以真实做饵，人性为诱，引观众、评论界、媒体，通通上他的当。
然而我们有时就是会被“真实”的谎言打倒。观众有时宁愿相信说谎者的话，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话。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缺乏天分的导演，不知电影该怎么拍的时候，最佳的掩饰方法，就是请大家去注意电影里的某个元素，使它大于电影。这下大家都注意到了，张元是惯用纪实手法的，他自己也声称如此，于是观众和传媒忘记了电影本身，加上一些各影展奖项的光环，几次被禁，解禁之后突然开始转向商业片，等等等等，都使得张元的电影蒙上了一层与电影无关的面貌。人们不再去注意电影的真实，而是去注意张元所采用的“真实手法”了。这样的转移视线、顾左右而言他，张元玩得很顺利，而且逐渐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法宝——他知道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反映问题更容易获得一种本质上是“时尚”的好感。人们时常能听见一些介绍语这样说道“本片真实地再现了……”，这样类似的话听得多了，也就相信了，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所以当有人声称自己真实的时候，大家也就毫不吝啬的赞美它。
第七部分 张元批判所谓真实皆虚构（2）
所以，建议所有想从事电影行业，又要深入小资内部，同时想在各影展获奖的有志人士，多多使用“转移视线”这个方法，不是有前辈如是做来着吗？一定能让你早早的平步青云。
从电影手法来讲，只有在恰当的地方使用纪实，才是对整部电影最有帮助的所在。观众看电影，不需要承担评论的责任，他们只要轻松的坐在影院里看，这是他们唯一要做的事。
如果他们买了电影票，仅仅是为了进电影院看“真实”的话，干吗不呆在自己家里呢？他们的生活不比电影更真实吗？
导演要讲故事，要让这个故事在观众的脑子里进行下去，有时确实要使用一些手段，比如纪实的镜头，这会帮助观众入戏，让电影中的人物成活，让电影表现它自己。这是最基本的工作，却不是拿来完全充斥，或者大部分充斥一部电影的填充物。导演的工作说白了就是使电影得以进行下去，不管使用什么手法，都只是为他的最终目标服务，而不是电影放完了，大家都一致的评论是，“这部电影采用了纪实的手法，很真实”。导演在喊开麦拉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点，他是在进行一部电影的拍摄，而不是为了向观众传达他的观念，向评论界或同行证明他自己有多么能干，他的电影多么“风格化”，他的拍摄手法有多么特别。如果看完了一部电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这个，那这部电影就一定是失败之作。
我们都应该明白的一点是，电影不应该成为其他导演的教科片，无论是多么实验和先锋的电影，如果它的初衷就是为了传达观念的话，它就已经脱离了电影的意义。
即使是记录片，同样不该以表现真实为目的，因为无论你怎么表现，都不可能完全真实，你的工作如果以这个为目的，本质上还是失败的。这个前提下，为什么不拍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呢？这个世界消除了真实与非真实之分，你拍摄的目的也可以就此消除了，因为对象根本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自认为真实存在，并决心要以此为目的进行拍摄的话，最后得到的一定是不具价值并且很可能拙劣的记录。
张导同时又说了：“我觉得人性最美丽的那一面就是真实的那一面。”他还说：“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再一个，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真正看到人性的内涵，和人性的闪光点，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我一直觉得人是复杂的动物，所以搞不清楚什么叫“人性”，对于人性的各种说法，我也同样不敢苟同。人性又不是人体，可以被解剖，有病的地方还能拿出来治治，漂亮的地方还被人指出来赞美一下。不知道第一个提出“人性”这个概念的人是谁，我觉得他是人类史上最该被嘲笑的大傻瓜——谁有能力来评论人性？即使了解了1亿人全部的习性，你也不可能知道，人性是什么。任何妄图对人性加以评论的人，都是功利的占卜师。他们凭自己的臆断，告诉你人性如何如何，无异于一场危言耸听的算命。
我们现在就可以冲进一家图书馆去，拿出所有关于人性的书籍，立刻烧掉，不必担心从此人类就会损失掉一笔精神财富——这样做的人，后人都应该感谢他。当然，我们不应该排除一些为此而痛哭流涕，甚至愤怒的志同道合者，然而他们的眼泪和愤怒是多么的无力啊，因为长期都留给了关于人性的感动上了。
我们不需要了解人性是什么，和真实一样，人性也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说，某某的性格如何，但你绝对说不出，人性如何。人性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概念，在它被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这就是一个可恶的概念，是某些艺术及思考领域的野心家编造的可资利用的东西。
无论是丑恶，还是善良，他们存在于每个个体，而且，他们存在也就存在了，有什么可讨论的呢？除非谈论的人需要这个言论，需要自我感动，以及需要去感动别人。每个野心家都同时具备幼稚的特性，他们永远不能平静的看待这个世界，一定要弄出点什么动静，发表点言论，才觉得自己还有“存在的价值”。以至于它变成了无所不在，如果你不谈人性，作品不反映人性，就会被视为肤浅的娱乐品。其实，“人性”才是最大的恶俗，它都被谈论了这么多年了，甚至都可以编写“人性谈论史”了，还没谈够啊？
艺术作品从来就被附加了这种责任，甚至很多人觉得艺术反映人性，给人们敲响什么警钟之类的是艺术的义务。电影作为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总是时不时的就被加上点什么东西。它早就该不堪重负了，可惜至今也还没罢工。
与那些以关注人性为己任的艺术片相比，我更宁愿选择仅仅娱乐观众的电影。我从来就不觉得周星驰比王家卫差多少，但周星驰之所以有今天这样不是偶像而是艺术家的身份，还不都是托了“无厘头文化”、“后现代”的福？可见只有被冠上点什么名头，才有勇攀高峰的资格呢。
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创作不能变得更自由、更轻松、更快乐些？非要弄点沉重的、深刻的，才具有艺术价值吗？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至少出发点就不对。艺术价值不应该为某种题材所限制，也不该为某种文化所左右。它本身应该是让人深感愉悦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写小说把自己写得很痛苦，那他肯定不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连创造的快乐都丧失了，怎么可能是创造呢？
第七部分 张元批判所谓真实皆虚构（3）
电影也不是表示自己艺术品味的象征，这一点，对于观众和导演本人都适用。卸掉了这些附加上来的种种“责任”，我们的导演才会得到更多的自由，自由就是保证艺术创作的前提，才能让导演感受到创造的快乐。这样的自由可以说是环境给予导演的，也可以说是导演自己给自己的。同样，观众走进电影院，也不是为了痛哭流涕，或者感觉人生无望什么的，否则他最好带条手帕。观众应该体会电影带来的愉悦的观影感受，注意，我不是说要观众在影院里笑到岔气才算是好电影，我指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能让他在日后时时向别人提
及，这部电影真好看，改天你一定要去看看。这是一种由衷的喜爱。
所以，张元的所谓“真实”，在承认了其电影也是为了表现人性之后，就不仅仅是可疑了，还让人十分不愉快。本以为《绿茶》真的会很绿，多少能让人看到些中国的所谓“独立导演”觉悟的苗头，结果女博士硬要讲一个杀夫的恐怖故事，好给角色一个背景，给角色的心理、给整个故事一个解释的必要，在电影里故弄玄虚，玩上了精神分裂。看完了之后的感觉平平，根本没有产生向他人推荐这部电影的念头。然而商业宣传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它至少能让你在超过三遍听到这部电影的坏评之后，还有勇气掏钱买上一张电影票，硬逼着自己把电影看完。
但商业终究还是假相，几个名声大噪的演员和摄像，的确可以撑起整部戏的票房，让张导的处境变得更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