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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剩下最难做的一件事了：向肯德里克和科顿先生请辞。他们对此惊奇万分，起先还以为我是在找借口要求他们涨薪水。当发现我只是年少冲动，想要冒险时，他们先是努力想扭转我的心思，但最终还是理解了我。我允诺一旦返回芝加哥或厌倦了牛仔生涯，就回到他们这里。在科顿先生建议下，我将储下的一千八百美元转到了堪萨斯城他熟知的一家银行里。
六月十日，我们乘车奔赴堪萨斯城，那时它是“荒蛮西部”的大门，在那里，我结识了这伙人中的其他三个成员：本特、查理，以及墨西哥人鲍勃。先从不重要的说起。查理是个仪表堂堂的美国青年，金发碧眼，六英尺多高，精力充沛，无忧无虑，却略显轻佻。我常把他看作一头纽芬兰大狗，温厚敦良，虽然一无用处，心地却好。本特比查理年长十岁，是个参加南北战争的老兵，棕发，沉默，审慎，果断，身高五英尺九或十英寸，一身肌肉绷得紧紧的，他的思想神秘莫测。鲍勃是我那时所见过的最奇异、最独特的人。他是个枯瘦矮小的墨西哥人，不过五英尺三英寸高，是个西班牙与印第安混血儿，看上去既像五十又像三十，一张嘴就用西班牙语诅咒美国人。甚至里斯也承认鲍勃的骑术要“高明一点”，并且对于牲口比任何人都懂得多。里斯的钦佩激起了我对这个小个子混血儿的好奇心，一有机会我就与他攀谈。我送他雪茄烟，客气得异乎寻常，以至于头几次，他似乎还为此感到不快。
这三人留在堪萨斯城，是为了在那里卖掉另一批牲口，并且为牧场采购所需。现在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因此次日早晨四时许，我们便骑马离开了堪萨斯城，向西南方进发。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奇妙而新鲜的。走了三天后，前方不见了路，也不见了农场，眼前展开了一片无垠的草原。又走了三天，我们进入了南北绵延四五千英里，东西宽约七百英里的大平原。那里生长着丛丛簇簇的水牛草和聚合草，河床底还有种状似棉花的小灌木。野兔、雉鸡、黄鹿和水牛到处可见。
我们大约日行三十英里。鲍勃赶车，由四头骡子拉着。本特和查理负责做饭，早上是热咖啡和饼干，中午和晚上则烧一些野味。车上藏着一桶黑麦威士忌酒，但我们不喝，留着到遭蛇咬或碰上其它紧急情况时才用。
我很快成了这队人中的猎手，因为大家发现我能凭本能沿着直线找到车子的所在，而这种本能原来只有鲍勃才有。鲍勃嘟哝着解释这种现象：“这不是美国人所能干的”我无从解释这种本能；虽然它帮了我无数次。这是一种方向感，在我看到太阳运行的时候变得更强烈，因为草主茎与灌木都会倒向太阳所在的方向。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队里非主非仆的寄生虫了，还赢得了鲍勃好感，我从他那里所获的裨益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在堪萨斯城，我听从里斯的意见买了一杆猎枪，一支温切斯特卡宾枪和一把手枪，他总能指导我选择最适用的武器。有了他的指点，我很快便成了一个不错的射手。但我不无悲哀地承认自己永远成不了神枪手。鲍勃、查理，甚至德尔的眼力都比我好得多。我的眼睛是近视并伴有散光，任何眼镜都矫正不了。这是我继发现自己长相丑陋，以及个子太矮成不了运动员之后的又一次失望体验。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渐渐发现了自己更大的缺陷，但这一切只让我更加坚定了决心，要充分利用身上所有的优点。这期间，我的生活异乎寻常的新鲜、奇异和快乐。每天早上五时许，喝完咖啡，我便离开队伍，一直走到看不见马车的地方，独自享受无边无垠，延伸到天际的孤独。空气清新而干燥，如香槟一般令人心旷神怡，即使日上中天酷热难当的时候，空气还是轻盈的，爽人的。堪萨斯的中心比海平面高出两千英尺六百米，那里干燥异常，动物的尸体可以干而不腐，几个月之后那毛皮就化为尘土，可供行猎的野味极多，我用一个钟头就可以逮到半打红雉鸡或一头狍子，然后骑着马在中午回到宿营地，手中还常常擎着一朵不知名的野花。
吃过中饭后，我便到马车里去找鲍勃，向他学几句西班牙语，或讨教一点关于牲口的知识。一周内我们便成了密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鲍勃说起西班牙语来滔滔不绝，可讲英语却惜字如金，说母语的时候还夹杂着种种千奇百怪的粗口、骂人话和亵语。他用一种不可想象的凶狠严厉抨击一切美国的东西，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合情理的态度让我发生了兴趣。
一路上我们赛过好几次马，里斯骑了一匹叫“希洛”的肯塔基纯种马，总是轻易获胜。有一次，他告诉我在牧场还有一匹叫“蓝魔鬼”的小母马，跑得跟“希洛”一般快，耐力极好。“如果您能骑它，它就归您了。”他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
我决心尽我所能来赢得那匹“蓝魔鬼”。
第四章爱之初体验（5）
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尤里卡附近的牧场，周围是五千英亩两千公顷的草原。住房是一种长木屋，可住二十人，但远没有砖砌的马厩造得好。马厩是里斯的最爱，里头养了四十匹马，还有六栏是关着的。
房子建在一片起伏的山地上，离一条河流约三百米远。我立刻称这河为“蛇河”，因为在两岸的荆棘丛中爬满了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蛇。牧场公用的大房间里摆放着十几种不同型号的手枪和卡宾枪，还有从画报上裁下来的图画。地板上铺着水牛皮和熊皮，四围的木壁上则钉着海狸皮和水貂皮。
我们是入夜之后到达牧场的。我和德尔同宿一屋，他睡床，我则裹着一床被睡在沙发上。甜睡一觉后，我在日出前就早早起了身，准备去点看马匹。一个印第安男孩领我参观了马厩，还正好让我看到了“蓝魔鬼”。它独个儿待在马栏里，没套笼头，烦躁不安地直喷气。我想知道这马怎么了，那印第安孩子告诉我，它擦伤了耳根，苍蝇一见新鲜伤口都叮了上来，惹得它很烦躁。我让那黑白混血的厨子佩吉替我打了一桶热水，然后拎着那桶水，拿着一块海绵进了马栏。“蓝魔鬼”上前来咬住我的肩胛，但当我把蘸满热水的海绵按到它耳朵上时，它便不再咬我了，我们立刻成了朋友。当天下午，我带“蓝魔鬼”到牧场前，给它加了鞍套上辔头，然后翻身上马，它像一头羔羊似地乖乖跑了起来。
“它是您的了”里斯朝我喊，“可是一旦让它咬了您的脚，您就知道什么叫痛了。”
这畜牲似乎有一套花招，它会不断地轻扯缰绳直到骑马人放松辔头，然后立刻掉转头衔住骑马人的脚趾，拼命咬着不放。它嫌恶的人绝对别想骑它，因为它会直立起来，像人一样用前蹄打架。但它倒未为难过我，还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像大多数雌性动物一样，它对别人的善意立刻会有回应，并对自己挚爱的人忠贞不渝。
接下来的一年丰富多彩，如果我要像描述从芝加哥到尤里卡农场的那半月一样将它细细描绘出来，那恐怕得写一本书了。要是在有生之年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一定会将全部故事详尽地讲述出来。在这里我只能说，在到达牧场后的第三天，我们重新上路了，十个人，两驾车，每驾由四头骡子拉着，载满了装备和粮秣，去往南堪萨斯或新墨西哥，准备在那里以一美元一头的价格买进五六千头牲口带往最近的列车终点站堪萨斯城。我们的行程是一千两百英里。
我们踏上离道奇堡一百英里远的“游牧大道”以后，日子是在一种完完全全的单调沉闷中打发过去的，日落西山之后，吹来一阵轻柔的晚风，空气变得凉爽宜人，这时我们便会坐在营火旁聊上一两个钟头。很奇怪，话题经常会涉及到女人、宗教，以及劳资关系。听这些粗野的牧牛人讨论不可知世界的种种神秘，真是奇事。我很快在他们中间赢得了“战斗的怀疑论者”的名声，德尔在这方面助了我一臂之力，他对于各种学派和哲学家的丰富知识令我们为之惊叹。
这种日日进行的探讨、连续不断的辩论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我没有书籍可供参阅，但有时一晚上却会谈到两三种不同的理论。因此我必须独自思考，私下里琢磨问题的方方面面。通常我会在日间离开队伍去打猎时做这些事情。在当牧牛人期间，我教会了自己思考，这是一门属于少数人的艺术，且鲜被实践，我所有的一些创见，都是这样得来的：在青春年少、思想成形的时候，我碰到了许多重大的近代问题，可无法自己寻求到问题的实质和解决方法，就只好尽我所能，设法找到某个较为合适的答案，来回答五六个思想各异的人提出的问题。
比如说，本特有一晚问我，一个普通工人的合理工资该是多少。我只能回答说，工资至少应该随着劳动生产的增长而增长，当时我还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安排。十年后在德国读到赫伯特·斯潘塞的作品时，我不禁欣然色喜，因为我发现自己竟先其发现了他社会学说的精华。然而，他的学说认为每个国家中个人自由的多寡须视“外来压力”而定，这一点在我看来只说对了一半，外来压力固然是一个因素，却不是最重要的，社会本身的向心力经常更加有力。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存在，在美国自由还是几乎被完全剥夺了。说真的，在任何一个时期，美国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程度都远不及英国，甚至法国和德国，只要想到禁酒这回事，便可了然。每个国家的向心力都与其人口成正比，因此，在美国，那种随大流的情绪才会构成一股荒谬不经的强大力量。
当我们不展开这种讨论或厌倦了关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