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蟀焓隆保凳恰熬镁由⒌亍薄６撂俨┪脑蛴�1895年8月晋赐侯爵，赐金10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北京第三次会面，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晤。李鸿章虽“身居事外”，但向以“顶奉慈禧为神圣”，所以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中间偏“后”的态度。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一书，并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有难比伊藤之处。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批评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还有一点，李鸿章除主观的政治识见不及伊藤博文外，他的客观政治处境也比不上伊藤博文。正如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是在倒幕斗争和戊辰战争中建立的，是在自身的不断改革中发展健全的。虽然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开明旧公卿任高职10多年，但掌握政府主导权的一直是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下层武士出身的官员，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绝大多数曾留学或考察过欧美，以“内治”为主的治国方针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内相兼农商务相山县有朋、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都曾赴欧洲考察过兵制。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80年代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中国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除新设一个总理衙门外，原有封建政治体制未作变动，“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懵然无知。在政府中，李鸿章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封建顽固势力和反淮系势力。但总的政治特征是比李鸿章“保守”；伊藤博文也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自由民权”势力和反萨、长势力，但他们比伊藤博文还“激进”。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中日两国政治声望都很高，但他们实际拥有权力并不一样。伊藤博文从1873年访问欧美归来后，一直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左右手。1878年5月大久保被刺后，他接替了其参议兼内务卿的遗缺，成为“事实上的首相”。以后20多年间，他长期居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地位。而清朝厉行君主专制，李鸿章名为首席大学士，实“总督兼官，非真相”。他又从未进入军机处，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更不用说掌管这个总揽洋务的机构了。长期任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奕等王公大臣被李鸿章私下认为“庸鄙无远识”，其近代政治识见自然无法与日本岩仓具视等人相比。即使像沈葆桢这样著名的洋务大员，也因“识见不广”，“徒邀取时俗称誉”，竟在任两江总督时从英人手中以重价买回淞沪铁路加以拆毁。李鸿章终其一生未获得清廷枢密大权。作为大臣，他与伊藤博文的“得主”情况也不一样。中国清廷由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临朝，操纵驾驭，因循腐败。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致使海军停止发展时，90年代初明治天皇在伊藤博文策动下每年“省内廷之费”30万日元充作海军经费，并要求大臣献10％的薪俸作为“海防献金”，鼓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使日本海军实力于甲午战争前夕赶上甚至超过北洋海军。李鸿章在这样的政治处境中，很早以来就从“外臣”即地方官的地位发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叹。可以作这样的比喻，自叹“有倡无和”的李鸿章，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犹如“鹤立鸡群”；被日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并力”的政治环境中，好比“水涨船高”。鹤立鸡群，群鸡不能效鹤昂然挺立；水涨船高，涨水可以助船扬帆远行。这说明，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首领人物的政治素质和主导意识固然非常重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集团的群体素质和群体意识甚至更为重要。
第二编 视野PK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4）
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而中日两国的国运也最终大相径庭。
《马关条约》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
……
李：请允许敝人略述己见。首先，赔款二万万两，数额过巨，实非今日我国所 能承担。能否再减轻？
伊：如既已言明，本备忘录是在尽量予以减轻而后所拟定，实无再减之余地， 尚乞谅解。今后如战争继续，赔款数额将不止于此。
李：如我方第一次复文中所详述，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今提出如此苛刻条件，以我国一国之力，无论如何亦难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 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敝人不敢遽然赞同阁下之说。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富源广大无比。
李：即使我国富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贵国人多，超过四亿，比我国人口多出十倍，如欲开发富源，实轻而易举。
李：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
伊：举步艰难之际，英雄辈出，至执掌国政者亦有之。即可用以开源。
李：（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今日我国实困难至极，希阁下给以充分同情与体谅。纵令现在得以订立讲和条约，赔款金额如此巨大，将立即为世人所知晓。外国之资本家将乘我国困难之机，贪图非常之高利，彼时，我国必将陷入更加困难之境地。
伊：关于此事，以敝人之地位不能进行任何谈论。
李：当然。但另方面，若订约即不可更变，否则我国将成为不履行条约之背约行为，必将再惹贵国以背约作为再开战端之理由。故在尚未发生此种不幸之前，不能不再乞阁下减轻所提条件。切望阁下斟酌我国情形，再加以考虑。
伊：条约一旦缔结，贵国则不能不认真履行。如贵国背约，我方不得已而将再次诉诸武力，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李：正因为如此，敝人才不得不再请求阁下采取宽大措施，使条件减至今日我国可能履行之程度。
伊：此备忘录之条件，已充分体谅贵国情形，在可能减轻之限度内，业已减轻，因此不能允许再减轻分毫。
李：贵国为战胜者，我国为战败者。战胜者之要求，无论何等条件，败者亦必服从。但以如此苛刻条件指令我国，终非我国所能忍受。
伊：（立即严肃起来）敢问，阁下所言，可否解释为坚决拒绝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
李：否，绝非如此。我国政府自不待言，本大臣亦求和心切，早为阁下所谅察。敝人只是坦率表达我国之情况而已。
伊：既如此，我方除备忘录所记述之事项外，丝毫也不能减轻。
李：其次，愿就土地问题一谈。历观欧洲各国交战，未有将占据之地要求全行割让者。以普法战争为例，德国所占领之法国疆土，虽非常广阔，而实际所提出之割让要求，却极为宽大。今约内将奉天南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让，此外对未被占领之台湾亦要求割让，岂非已甚？
伊：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论之。
李：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时，彼等亦未要求割让寸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即如营口而论，乃系通商口岸，东西南北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之一大财源。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取我之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是乃不得已之结果。
李：（边笑边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亦边笑边说）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阁下似乎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俄国？
李：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并非战争之结果。
伊：割取台湾，在和谈上亦为合理之要求。
李：台湾与黑龙江有霄壤之别，完全不能相比。黑龙江殆为化外之瘠土，人烟稀少，尚未施政。相反，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亦服从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如本土。
伊：但在割占中国主权所及版图一点上，毫无不同之处，无须论及土地之肥瘠。
李：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都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