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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何如璋的信中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方今各国协以谋我，其伺间蹈瑕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真令人应接不暇，可虑亦可闷也。”
台事之后，李鸿章在一件复奏中曾表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但这并不意味着李鸿章台事之后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远远超过日本的威胁。《北京专条》签订后5天，总理衙门奏请“切筹海防”，在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中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建设的大讨论。不少大吏直接针对防范日本发表见解。而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针对的却是列强“各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并无把日本当作主要目标、“战略假想敌”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由李鸿章幕僚而升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在复奏中却主张联日。在他看来，日本自从向西方开放，受列强盘剥，有败亡之象，“日本若亡，固不足惜，而西人以日本为外府，蓄谋已久……一旦兼并，逼近肘腋，其患更何可胜言。臣拟遣使兼及日本，以使臣驻扎彼国，诚信相孚，既联络之，又讽谕之，俾早知感悟，勉力图存，则犹为东洋屏蔽也。”王凯泰在处理台湾事件中与李鸿章书信不断，他的这种观点，当与李鸿章一致。李鸿章这时的指导思想，仍是数年以前的“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尽可能地化解与日本的矛盾，不使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外府”。“海防议”发动不久，在家养病的大学士文祥上奏，提出：“目前所难缓者，唯防日本为尤亟。”请饬李鸿章、沈葆桢等赶紧购买铁甲舰、水炮台及应用军械，“不得以倭兵已回，稍涉松劲”。词语间对李鸿章等不甚满意。由于文祥奏折的促动，李鸿章才附和舆论，有前述防范日本的表示。
日本侵台未能得手，便又着意打开朝鲜大门。1875年9月，日本在朝鲜海岸制造了“云扬舰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军舰到朝鲜逼迫开国。同时派使节来华试探清政府的态度，要求清政府派官员陪同或行文介绍日本人去朝鲜，企图假手清政府实现其征服朝鲜的祸心。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意日本的要求。日使森有礼于是否认中朝宗属关系，与总理衙门发生了一场辩论。1876年2月，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该约第一款写入“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以此否定中朝宗属关系，为其独霸朝鲜预留地步。中日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日本野心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一步。
日本觊觎朝鲜，引起同样对朝鲜有着强烈欲望的俄国的关注。俄国报纸报道说，“日本已向朝鲜宣战，舰队封锁了朝鲜的港湾”，并表示：“对于接近俄国边界地域的这种纠纷，政府是不能熟视无睹的。”英国对俄国南下心怀恐惧，其报纸乘机宣扬：“俄国决定增派舰队……陆军准备与日本占领南朝鲜相呼应，侵入朝鲜北部。”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也开始做防俄的准备。日本国内，“士绅不服朝政，有四十万众密约为乱，不日内难将作”，日本近代史上一场最大的内乱——西南战争已经迫近。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为平息由于《江华条约》带来的清政府的不满，日本又以防俄为名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当时，沙俄占据伊犁。对我国西北边疆构成极大威胁。防俄这一题目，对清政府有相当的吸引力。1876年10月，副岛种臣以旅游的名义到天津拜访李鸿章，声称法国窃取到俄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其中说：“俄如与日本生事，必先据日本赤马关，以断东西之路。”以此表示日本防俄之心甚牢，“其意似欲中、东两国推诚相与，共御俄患。”11月间，日本西部连续发生士族叛乱之后，日本公使森有礼返任过天津，在与李鸿章晤谈时称：“黑龙江东岸，俄人方鸠集蒙古、高丽人民，开拓日广，日本现于土满江置领事府，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戈，自开衅隙？”他还请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嗣后商办各件，如蒙开诚相示，定当竭力以从。”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友好与亲近。对副岛种臣和森有礼的游说，李鸿章信以为真，认定“该国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亦属实情”，于是决定“联日防俄”。
1877年春，日本为镇压士族叛乱，指示其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向李鸿章商借子弹。李鸿章为表示“救灾恤邻之谊”，未经请示总署即借予10万粒。
第二编 视野PK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3）
《江华条约》之后，日本对朝鲜苛索百端，因而遭到朝鲜政府的抵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后，日本为减少在朝鲜扩张的阻力，要何如璋设法为之介绍，愿与朝鲜“诚心和好，两无虞诈”。于是李鸿章在1878年10月致书朝鲜国王的叔父、太师李裕元，劝其联日防俄。信中首先宣称日本自西乡隆盛带头叛乱兵败自焚后，“彼君臣鉴于国小多难，或不敢复勤远略”，要朝鲜不要再担心日本的侵略。接着为日本说项，称：“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诚相待。”最后提醒李裕元警惕俄国的威胁，与日本“蠲细故而扩远图”。李裕元在复函中不以为然，认为俄国固应防备，而日本“喜愠无常”，“少不如意，易致葛藤”，揭露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反对朝鲜在文书中称中国为“上国”，以及对朝鲜欺压讹索种种情形。可知日本并无与中朝两国“并力”的诚意，“联日防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李鸿章“联日”幻想的彻底破灭，是在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琉球自明初即受中国册封，至万历年间，日本进攻琉球，迫使其向萨摩藩称臣，于是琉球便处于两属的状态。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72年10月宣布琉球为藩国。1875年5月，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1876年5月，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国王尚泰派紫巾官向德宏等到中国乞援。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于1878年5月间致函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这时李鸿章尚在致力于“联日防俄”，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唯不暇，亦且无谓。”对琉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只同意由何如璋反复向日本政府交涉。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日本于1879年4月悍然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消息传来，李鸿章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愤激与憎恶的情绪：“东人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在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函中，他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狡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
日本吞并琉球，选择了沙皇俄国图占伊犁，在中国北部边疆重兵压境的时机。面对俄日交乘，李鸿章不敢对日本灭琉一事采取强硬态度。恰值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1879年5月经中国赴日本游历，李鸿章请其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格兰特的斡旋并未奏效，仅仅导致1880年日本来华谈判。日本的打算是，以琉球南部的两个荒岛定为中国管辖作为交换条件，修改1871年签订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内地通商”的规定，给予日本片面最惠国待遇特权，即所谓“分岛改约”。谈判期间，俄国派一支由2艘铁甲舰、13艘快船组成的舰队开赴远东，在长崎购买了价值50万元的日本煤。总理衙门恐日俄要结，采纳一部分人“联日拒俄”的主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与日本草拟了《球案条约》。
李鸿章于中日谈判之初，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也曾主张分岛以存琉球宗祀，来年再议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在中俄、中日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处理更加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日本便必然“伺隙而动”，乘机要挟，“日人之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因而主张赋予与俄国议约的大臣曾纪泽以便宜行事之权，早结俄案。后来，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11月11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力辟“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