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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隋唐时期的日本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中的佼佼者，如空海的书法与佛教哲学造诣，高向玄理，晏先的汉语唐诗水平，直追中国顶尖文人，称他们为中国的精英也当之无愧。
然而，日本民族不是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者，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致隋朝的国书，就直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在政治上强调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日本人还利用草体汉字表示声音，创造了平假名，利用汉字楷体偏旁表示声音，创造了片假名，形成了独特的粘着语汉字系统。这种独立和独特性，即是所谓的和魂。和魂汉才这种二元性是日本统治阶层和精英集团追求和标榜的“理想像”。
不过到了西学东渐的18世纪初，日本也没能逃逸这一冲击波，日本长期遵奉和魂汉才的二元结构也遭到大动摇，逐渐演变为和魂洋才的新二元结构。
首先作为洋才进入日本精英社会的是兰学。
17世纪的荷兰是海上强国，其舰队曾一度占领中国的台湾，但对日本，荷兰却一贯持和平的通商政策。约在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统治时期，有关西方基督教和西洋知识的汉文（汉译）书籍，获准进入日本。日本通过这一间接的文明传播途径，开始把目光转向西学。
首先被翻译成日文的洋书是荷兰医学解剖书，由前野良枝和杉田玄白等译成，以《解体新书》之名出版。其中有铜版的印刷插图，十分精准。日本知识分子通过对人体的观察，认为兰学科学，由此为契机，日本的兰学开始兴起，荷兰驻日商馆的医生还在长崎设塾收生，培育了许多兰学者。
与此同时，由荷兰介绍到日本的世界地图也令日本知识分子打开眼界，他们发觉天朝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央，地球是圆的。他们没有像中国士大夫指责利玛窦那样是“以其邪说惑世”而是大感佩服，踏踏实实地学习。著名学者伊能忠敬按幕府的命令，测量了全国海岸线，按兰学绘画方法，制作了具有立体感的现代地图，被称为“伊能地图”。
同时，荷兰的实用性书籍也渐渐传入日本，在日本形成兰学，兰学与儒学和国学并立。
1754年，山胁东洋发表人体解剖报告，揭开了日本启蒙的序幕。兰学对日本思想文化和生活造成全面冲击。完成了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启蒙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使日本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日本举国震惊，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作为开国论者的代表，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得到启发，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术”。
同时，日本传统的文化体系也遭到冲击，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发生怀疑，认为日本才应该是中国，因为中国战乱频仍，而日本正统相继。还有国学家抨击清代中国人虚伪，而日本的大和心与古中国人那样有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日本人本居宣战认为，中华世界虚伪狡诈，政治不修，而日本则“春日明净”。他们将那些“妄自炫目于支那学说”的日本人斥为“腐儒庸医”，总之，认为中华文化与上古时相比已失去活力，趋于死亡。日本思想界急于向西方先进思潮学习。
。c。１。 “反面教员”
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逐渐从“正面教员”变成“反面教员”。中国在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败绩，成为日本的“反面教材”。鸦片战争中的挫败，对当时尚未尝到洋炮滋味的日本所造成的震撼非同小可，反而对中国的士大夫圈影响不那么大。日本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西方的情形，许许多多当时中国翻译的西书，甚至是明末译的西书，都流入日本领导阶层手中，尤其是《万国公法》一书最值得注意。连大明律也在明治初年得到相当大的注意。
中国成为日本“反面教员”的另一个例子是太平天国战争。日本从这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学到了许多。1862年，高杉晋作、久阪玄瑞还有其他日本官员就曾亲自到上海观察太平军的组织，这些观察对幕末日本也有影响。当中国勉强从太平天国之乱挣扎过来时，日本正好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进行一系列的新改革。从此时开始，文化交流的方向整个倒过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记事诗》为中国保守士大夫描绘了一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新日本，这些书也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相当大的动力。
黄遵宪可以说是第一个严肃面对一个正在成形的新事实的人，可悲的是，黄氏的著作在甲午战败之前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注意，该书完成于1887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并且在1895年印行，但是在甲午战败之前却从未广泛地流传。这种现象自然与中国亘古以来的日本观有关：日本长期以来都小心翼翼地注视中国的变化，谨慎地考虑因应之道，反观中国这一边，则总是因为优越意识作祟而漠视它的东邻。
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官僚或士大夫认为中国会被日本击败。当时已经有相当数目的书报道日本的新发展，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盲目到完全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但是它们几乎没有引起清廷决策者的注意。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300年来的第一战。这场战争之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剧变，而在日俄战争之后达到高峰。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亦急遽变化。在此之前，日本虽然知道中国被英国打败，但是仍不敢认定中国兵疲力弱。可是，甲午之战改变了这一切。
第三编 文化制衡日本取舍：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2）
。c。２。 甲午之战：中日文化拐点之战
在战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用汉文出版的，这是为了向它的读者们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小孩看的。甲午之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降低，而且有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而不是当时的中国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到北京去”成为相当流行的口号。
在日本急遽变脸之时，中国方面也有激烈的改变。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光是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前往。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一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而戊戌前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日本因素便与这一波留学运动分不开。
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学习日本的学术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然而，日本也不仅仅是一个“接生婆”，事实上，许多转手而得的西洋知识已经经过日本的选择、改变，或已沾染上日本的色彩。
首先是翻译。1939年，佐藤三郎出版过一份目录，发现有152本日本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此后，这一份中译日本书的目录越加越长，一部重达数公斤的书中搜集了5767种书目，但即便如此，尚有将近1000种书未被收入。分析这些中译日本书出现的年代，可看出一个清楚的变化：1896…1911年是译书的高峰，共有956本书被译成汉文，1912…1937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翻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这是一个近乎讽刺的悬殊比例。在这个时期，日本译介的全世界各种著作，中文书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明治文献目录》（1932年）所列的1472本从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籍中，只有3本是译自中文的。如果把它与《唐船持渡书》相比较，便可以发现，明治以前中日之间那种文化思想的关系已经彻底消失。
在大量中译的书籍中，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最为大宗，这些新教材掀天盖地铺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时，中国各地常为使用旧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陈独秀幼年便亲历过这种经验。
接着是文学。如果把近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根源都算到日本身上，那当然是错误的。不过“文言合一运动”可以在明治的日本找到根源。以梁启超为例，梁氏在《新民丛报》中的文体，被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陈独秀与胡适。但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可以发现它有深厚的日本根源，甚至从梁启超的诗中也可以发现他倡导的“诗界革命”也有日本的因子，而明治时代的新戏剧运动与晚清中国的戏剧改革之间也有关联。
新词汇的引入似乎更为重要。对日本来说，汉字与中国的词汇早已像是血液中的成分，去除不掉了。但是戊戌前后，或者说上一世纪的最后10年，日本词汇大量“倒”进中国文化中。新词汇引入的规模之大与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汇可以比拟。而这些词汇的引进，也相当微妙地改变了中文的文法，假如没有这批词汇作为概念工具，许多文章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写出来。
这批如海水般席卷而来的新词汇，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名词，经过日本人重新使用再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些词汇的意义已经产生变化，譬如“经济”一词便是。新人物喜欢用新词，当时的出版商只要看到稿子中有新名词，便俨如看到了品质的保证，可是旧人物却恨之入骨。张之洞曾经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可是他的幕僚说，“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新名词了（注：“名词”二字也是来自日本的），可见新词汇渗透力之大，就连反对它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使用它。
另外一个例子是，满清退位之后，在东北准备卷土重来的蒙古贵族升允曾在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间发表三篇檄文，其中第二篇居然专门攻击新名词：呜呼！近时为新名词所惑也众矣。人有恒言，动曰四万万同胞，曰代表，曰保种，曰排外，曰公敌，曰压力，曰野蛮，曰推倒君权，其不可一二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