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国使用新式蒸汽的军舰，不到二三个月就征服了越南，这使得福泽大为惊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对立就如禽兽的弱肉强食，强食者为文明国，而弱肉者为非文明国，因此，日本应及早加入强食者的阵营，跟文明国人共同追求“良饵”。于是他主张，“应在亚洲的东边，创立一新西洋国（即日本）”。他预料中国迟早也会像波兰那样被瓜分，日本应加入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阵营，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他甚至野心勃勃地描绘“支那帝国分割之图”。如此，西洋式的弱肉强食史观，就形成了他那有名的“脱亚论”。
“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依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加以处理。”福泽之所以被评论为日本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在1883年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应成为东亚的新西洋国；1884年10月的中国分割图上，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1885年3月的“脱亚论”中，从意识形态方面指导日本往后应走的方向。福泽在中日甲午战争和缔结《马关条约》的10年前，就能预先决定日本以后所走的路线，向日本朝野广泛地宣扬西洋“文明开化”的真髓，不愧是近代日本的“精神伟哥”。
福泽传播其思想的主要方法是，创立“庆应义垫”（今庆应大学），教育学生，同时大加运用当时算是新式传媒的《时事新报》。他从1882年3月创刊《时事新报》，到1898年9月罹患脑溢血为止的16年间，不停地在该报发表时事评论，持续地主张日本应采“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政策，以成为西洋列强的一员参与竞争。他断定：“英国为世界第一的贸易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富国，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使贸易鼎盛。”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西洋的文明开化在于钱”、“日本尚非有钱国”、“要使日本变成有钱国”，这是他考究“富国”的思想动机。
第三编 文化制衡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2）
国富是与外国从事贸易而产生的，而此国富又可以成为“强兵”之本。因为有钱财就可以制造武器、购买武器，也可以豢养士兵或雇用佣兵。在这卑鄙的世界，甚至连“公议舆论”也可以用钱购得，只要事先备妥武器和兵士，再加上公议舆论，则打胜敌人易如反掌。福泽深信“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可以说一语道破了西洋“富国强兵”的真髓。
因此，落后国家日本如果要与西洋竞争取胜，应采取的快捷方式就是充实军备、增收租税、调和官民，从此变成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亦即，温和地协调国内的阶级倾轧，而集全力于对国外列强的竞争，这就是他的“内安外竞”之策。
福泽扩张国权的第一着棋，是为“朝鲜政略”布局，认为对朝鲜应该以武力保护、以文化诱导，使朝鲜迅速仿效日本，进入“文明开化”的领域。其后就把目光迅速瞄准中国。
1894年7月28日，当日本海军舰队在未宣战前偷袭胜利的第一道战报传到东京时，福泽谕吉和《时事新报》报社全体员工，在东京新桥的花月楼召开祝贺宴会。7月30日，福泽担任军费捐款运动发起人的总代表，跟财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东久世通禧等连名，劝诱民间有志之士为军费捐款。8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对中国宣战的布告，福泽在《时事新报》刊登“表诚义金”的募捐广告，亲自从私囊“义捐”1万日元。福泽从扩张国权的立场，策划对朝鲜的谋略，强烈地主张对中国开战，论断中日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当日本战胜，依《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庞大的赔款，加上吞并台湾、澎湖群岛的“良饵”时，福泽激动得掉下泪来。“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获得的胜利。啊……多么愉快，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命到今天，才能见闻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好想让他们看看今天的光景，每天掉眼泪哭泣。”以上这一段话，记录在《福翁自传》里面。
福泽的“文明开化”论，不单单只是要日本脱离亚洲，加入西洋文明国家的阵营，而是更进一步要跟西洋角逐、蚕食亚洲邻国。当中日交战的1894年11月下旬，有美国报纸报道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大屠杀。单从日军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来，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6万人。美国的《世界日报》为此严厉指责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为“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出野蛮的本性”。《时报周刊》的通信员也作证，日本军将俘虏捆绑起来屠杀，甚至还有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对日本人来说，福泽谕吉是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一个最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开化”思想，严厉地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与制度，对培养日本国民“独立自主”的风气贡献良多。他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并不仅只是因为经营“庆应义垫”这所学校，还进一步利用《时事新报》等大众传播媒体，以整个日本社会为对象，教育日本人成为“文明国民”。当时的日本，一方面要打破封建的身份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因此，福泽鼓吹“独立自主”的精神，期待“个人独立”和“国家烛立”，可以说尽了其在历史上的任务。而寻遍整个晚清，却没有这么一个呼之欲出的一个人，完成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林则徐不是，魏源不是，李鸿章更不是。
而历史的宿命终究走向了符合它逻辑的轨道……
第三编 文化制衡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1）
假如没有“维新三杰”，近代日本会走向哪里呢？
三杰之死，或多或少都与西南战争有着联系。而这场政府军方面取得胜利的战争，其意义则更为深远。西南战争从军事上锻炼了日本军队，促进了其近代化改革。电报、侦察气球、地雷、近代化海军舰船等都在西南战争中得到测试与应用。政府军强大的后勤补给（政府军军费1/3用于支付三菱公司的运输费用，田原阪的胜利直接来源于得力的后勤支持）与机动的海军配合（黑田清隆的冲背军）作战，是其主要胜因，因而更使日本军队的领导者们深刻体会到了近代化战争的关键。
摆脱束缚的日本，以不可阻挡之姿向近代国民国家迈进。伊藤博文继大久保之后成为政治中心人物。西南战争后六年（1883年）伊藤着手制定宪法，再后二年（1885年）废止太政官制度，确立内阁制，再后四年（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紧接着（1890年）召开第一次“帝国议会”，确立近代天皇制，承认国会、政党与公选的合理性，日本迅速在名义上成为宪政国家。以福泽瑜吉为首的明治思想家们，更是以“脱亚入欧”为主导，给日本政治改革打下思想铺垫。
1830年9月26日，大久保出生在萨摩藩鹿儿岛下加治屋町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名正助，号甲东，后改名利通。大久保的外祖父是一个颇通海外事务的兰学家，父亲大久保利世是一个开明藩士，大久保利通自幼便深受他们的影响。
大久保自幼聪明奋发，17岁时便被任命为藩记录所的助理。但19岁那年（1849年），因藩主继位人选问题发生骚乱，开明的岛津齐彬一派失势，其父受株连被流放，大久保本人也被罢官，其母和3个妹妹的生活，全由大久保独立承担。这时期，大久保逐渐与同乡西乡隆盛，还有吉井友实、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40余人结为密友，组成了名为“精忠组”的政治团体，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其中西乡、伊地知正治、有马新七等人都成了幕末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
后来，在幕府老中阿部正弘的支持下，岛津齐彬终于当上藩主，大久保复职，其父也从遥远的流放地回归，家运自此好转。
岛津齐彬在藩内推行开明政治，还积极过问中央政局，掀起了一层层波澜。大久保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崭露头角，得到升迁，初任藩记录所书记，后提升为步兵监督，并从中积累了殖产兴业、开化富国的政治经验。
1857年，开明的阿部正弘病死，保守派彦根藩主井伊直弼出任大老后，制造了镇压异己的“安政大狱”，许多人被屠杀，形势急剧扭转。而萨摩的齐彬也在此时病死，西乡隆盛等人绝望之余，曾投海自杀，被救活后流放到奄美大岛。“精忠组”的有马新七等人转投于更加激进的“尊王攘夷”运动之中。大久保在表面上也拥护“尊王攘夷”，但行动上却很小心谨慎。这时，井伊直弼任命齐彬之弟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为藩主，藩内保守派也随之抬头。但敏于政治的大久保明白，久光虽在名义上是藩主后见（监护、顾问），但握有实权，不接近久光，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他想方设法获取久光的欢心。大久保听说久光喜欢下围棋，并常和吉祥院的僧人乘愿对奕，他就向乘愿学棋。后听说久光想看《古史传》，这套书出版了28册，大久保便设法借到，一册一册地借给久光，每借一次就在书中夹寄自己或“精忠组”同僚们对形势见解的字条，通过这种密切交往，使久光“知道了大久保及其充满生气的集团的存在”。大久保日益得到久光的器重，“精忠组”亦得到久光的承认。久光在和大久保等人关系密切起来的过程中，逐渐疏远了保守派。1860年，大久保被擢升为勘定方小头，次年又升任御小纳户，和中山忠左卫门，小松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