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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文件中有温斯顿·邱吉尔的这样一段
话：“如果俄国人的野蛮行为毁灭了一些欧洲大国的文化和独立，那么就会产生一场可怕的灾难。”这句话是1942年10月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的，当时俄国人还没有打到波兰，而是在斯大林格勒城郊，没有在罗马尼亚，而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也没有在南斯拉夫，而是在哈尔科夫城郊。
如果希特勒知道1943年至1944年期间英美在同盟国军队主攻方向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意见分歧，那么很可能他就不颁布那项对企图与西方谈判的人要立即处以死刑的命令了。那时邱吉尔坚持同盟国部队在巴尔干半岛登陆。他提出必须这样做的理由，说，“现在问题是；我们是否甘心容忍巴尔干的，很可能还有意大利的共产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军队占领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解放了布拉格和华沙，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会得到很多好处……”
但是头脑清醒的美国人懂得，邱吉尔硬要把打击希特勒的主要攻击点放在巴尔干，而不放在法国，这完全是利己的企图。美国人十分清楚，邱吉尔的观点如果得逞，大不列颠将成为地中海上的霸主，干是非洲，阿拉伯东方，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希腊的主人也是大不列颠了。这样一来，势力对比明显地对美国不利。所以他们主张在法国登陆。
作为一个谨慎而又有胆略的政治家，邱吉尔在一定的紧要关头，本来是可以与那些反希特勒的人物进行联系，建立一个能够阻挠俄国军队冲向大西洋沿岸（这是邱吉尔最担心的）的统一阵线。但是，在1944年夏消灭阴谋叛变分子之后，这样的势力在德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邱吉尔认为，与帝国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调情”尽管不太现实（因为罗斯福坚持其强硬的立场，全世界存在着亲俄的情绪），但是这种“调情’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 、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第四节 1945年2月18日12点09分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凯特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喂奶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水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库达姆街。”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凯特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凯特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肯尼格斯堡，”凯特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在瑞典。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德国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凯特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凯特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便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吮起奶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吮着奶头、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凯特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凯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弗兰茨·帕肯宁，斯德哥尔摩，古斯塔夫·格奥尔格大街，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凯待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况的。平时埃尔温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凯特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