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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一个牧师，想必是不会修改基督教整个发展史的吧？或许您还是把基督教学说的发展史上某些时期排斥在外了？具体说，把宗教裁判所那段历史排斥在外了？”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裁判所。不过，据我看，西班牙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最初宗教裁判所是作为纯洁信仰的一种手段而设立的，但是它逐渐变成目的本身了。就是说，纯洁、火刑，以及最初本是为了纯洁信仰而对异端分子进行的残酷迫害，这一切的一切都逐渐把恶当成自己的目的了。”
“我明白。请问：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处死持不同观点的人有几次真正是为了让其他教民生活得更好呢？”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异教徒。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所有的异端邪说都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据的离经叛道。基督教里的异端邪说都宣扬不平等的思想，而耶稣却宣扬平等的思想。基督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邪说都是绝筑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之上：即‘穷富不平等，穷人应当杀死富人或者自己成为富人，登上富者的宝座’；而耶稣的思想却是；原则上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区别
的，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耶稣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耶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教会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教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十一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十一年内我们使全体德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教民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教民来找您，他对您说；‘神父，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神职人员为人处事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上帝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上帝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艾斯曼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艾斯曼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施蒂尔里茨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施伦堡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施蒂尔里茨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希姆莱关于“党卫队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施伦堡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施蒂尔里茨心里想，“看样子，牧师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牧师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牧师，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希姆莱这样千！”施蒂尔里茨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施伦堡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施伦堡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牧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缪勒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施伦堡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咖啡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施蒂尔里茨，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梁缪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施伦堡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就像是过复活节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施伦堡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农…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施伦堡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 “施蒂尔里茨，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