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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有人用力推了她一下，使得她的鬓角在冷冰冰的窗玻璃上磕了一下。
凯特睁开眼晴。乘务员和一名警察站在她身旁；公共汽车里黑乎乎的。
“什么？”凯特把孩子抱得更紧一些，低声问道，“什么事？”
“空袭，”乘务员也低声回答说，“快走吧……”
“去哪儿？”
“去避弹所，”那个警察说，“让我帮您抱着孩子吧。”
“不，”凯特说，一边把孩子抱紧，“他们离不开我。”
乘务员耸了耸肩，但是没有说话。警察搀着她的胳膊，把她领进了避弹所。这里光线很暗，但很暖和。凯特走到一个角落里，两个男孩子从长凳上站起来，给她让了一个位子。
“谢谢。”
她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然后向在避弹所里值勤的希特勒青年队的一个姑娘请求说：
“我的房子被炸毁了，我连一块尿布也没有，请帮帮我的忙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女邻居被炸死了，我收留了她的女儿。可我什么也没有……”
姑娘点了点头，很快就找来了尿布。
“请拿去吧，”姑娘说，“这里是四块，我想暂时够您用的了。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去找附近的难民救济处，不过您必须持有您所在的区警察署和行政长官签发的证明信。”
“是的，当然了，谢谢您，”凯特回答说，她开始给孩子换尿布，“请问这里有水吗？有没有水和火炉？我想洗洗湿尿布，我这里有八块呢，够我明天用的了。”
“有冷水，我想还应该发给您一块肥皂。过一会儿您到这里来一下，这一切由我来办。”
两个孩子吃饱以后很快就睡着了。凯特也靠在墙上，打算睡一会儿，哪怕睡半个小时也好。“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她对自己说，“我在发烧，大概在地道里冻感冒了…不，孩子们不会感冒的，他们包在毯子里，脚是暖和的。我先睡一会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她又出现了幻觉，但是现在的梦境很不连贯，幻影断断续续地向她飘来，蓝白红黑几种颜色迅速地在她眼前交替出现，她的眼睛很快就疲倦了。她依然注视着这些急剧交替的颜色。“大概，我的眼球在眼脸下面转动着，”凯特突然明白了，“这是非常明显的，苏兹达利采夫上校在学校里曾经这样说过。”她惊惧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远处还在轰炸，模模糊糊地听见高射炮的吼叫和炸弹的爆炸声。
“我应该去找施蒂尔里茨，”凯特对自己说，她惊奇自己在这样的时刻还能够平静地思考，思路清晰而且准确。“不，”她心里又萌生了反驳的意见，“你不能去找他。要知道，他们会向你询问他的情况。那时你毁了自己，也毁了他。”
凯特又睡着了。她睡了半个小时，然后睁开眼睛，自我感觉好了一些。虽然她忘记了她曾想过施蒂尔里茨，但她忽然清晰地想起一个电话号码：42－75－41。
“请问，”她用臂肘碰了碰坐在她身旁打盹儿的一个小伙子，“请问附近什么地方有公用电话？”
“什么？！”小伙子吓一跳，连忙站起来问道。
“轻点，轻点，”凯特安慰他说，“我问您，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
大概希特勒青年队的那个姑娘听见了她的声音，她走到凯特面前，问道：“您需要帮助吗？”
“不，不，”凯特回答说，“不需要，谢谢您，一切正常。”
就在这时，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
“她问什么地方有电话。”那个小伙子说。
“地铁车站上有，”姑娘说，“就在旁边那个街角后面。您想给熟人或者亲戚打个电话？”
“是的。”
“我替您照顾一会儿孩子，您去打电话吧。”
“可我身上连一枚可以放进自动电话机的二十芬尼硬币都没有……”
“我救济您。请收下吧。”
“谢谢。离这里不远吧？”
“两分钟的路。”
“要是他们哭了…”
“我就抱着他们，”姑娘微微一笑，“请放心吧。”
凯特从避弹所走出来。地铁车站就在旁边。无遮无挡的自动电话机旁，几处水洼业已结冰，薄薄的冰凌闪着谈谈的亮光。一轮蓝幽幽的圆月挂在当空，洒下令人愉快的清辉。
“电话机坏了，”一名警察对她说，“被炸弹的气浪震坏了。”
“哪儿还有电话？”
“邻近的车站上有……您急需打电话吗？”
“是的。”
“跟我来吧。”
警察陪着凯特走下空寂无人的地铁车站，然后打开了警察值勤室的门。他开了灯，朝写字台上的电话机点了点头。
“请用吧，不过要快一点。”
凯特绕到写字台后面，在高高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拨通了42—75—41。这是施蒂尔里茨的电话号码。听着话筒里嘟嘟的盲音，她没有马上发现玻璃板下面压着她的一张大照片，照片旁边是铅印的电话号码表。那个警察站在她背后抽烟呢。
第十九章
第一节 不合逻辑的逻辑
此刻，除了缪勒的脖颈，施蒂尔里茨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脖颈又粗又壮，毛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从脖根到后脑勺几乎没有丝毫变化。施蒂尔里茨看见两条似乎标明头颅和身体分界的横向皱纹。不过，缪勒生得结实健壮，体格匀称，因此他的躯体与施蒂尔里茨周围的人的躯体极为相象。这些年来施蒂尔里茨居住在德国，他对周围的人怀有深深的仇恨；有时这种仇恨使他感到疲倦，他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了整整十二年。起初，他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仇恨：敌人就是敌人。后来他渐渐地熟悉了保安局机关的机械式的日常工作，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神秘的法西斯专政机关内部观察它的工作程序。最初，他觉得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统一的突击力量，但他渐渐地对发生的事件迷惑不解。就对待人民的态度而言，德国领导人的行动是违背逻辑的，无法容忍的。不仅施伦堡或者卡纳利斯的人私下议论这一点，而且连盖世太保分子、戈培尔的助手们和帝国办公厅的人有时也敢于谈论这方面的事。值不值得因为逮捕教堂工友而引起全世界对自己的反感呢？有没有必要在集中营里嘲弄共产党人呢？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是否合乎情理呢？野蛮地对待战俘，特别是俄国战俘是否有理由呢？不仅机关里的普通工作人员，而且连施伦堡、最近还有缪勒一类的高级领导人也相互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尽管他们相互之间提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政策多么有害，但他们仍然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这种危害极大的政策服务，有些人服务的技艺还相当高超，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们把元首和他的亲密助手们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政策，变成了具体可感的行动。全世界正是根据这些行动来谴责德国的。
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信念，确认帝国的政策常常是由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制定的，施蒂尔里茨心里就充满对这个国家的新的仇恨；这不是先前那种仇恨，而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仇恨。他内心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仇恨背后，是对德国人民的爱；他在德国人民中间已生活了漫长的十二年。“实行票证供应制？这是克里姆林宫、邱吉尔和犹太人的过错。在莫斯科城下退却呢？这怪俄罗斯的严冬。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呢？这是那些当了叛徒的将军们的过错。”人民相信了这些答案，然而给他们准备这些答案的人却不相信这些谎言。厚颜无耻被誉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谎言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象征。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真实谎言的概念。了解真情的人们可以相互望着对方的眼睛撒谎，而且他们准确知道，对方会接受这种必不可少的谎言，并且把它和他所知道的实情加以对比。那时，施蒂尔里茨痛恨那句残酷的法国谚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他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翻版。这是为可能产生的奴隶制和暴行辩解。被凡尔赛政府引向饥饿、贫困和绝望的法国人民有什么过错？饥饿产生着自己的“代言人”——希特勒以及其他匪帮。
有一段时间，施蒂尔里茨对自己这种隐秘在内心的对“同事们”的深深的仇恨感到害怕，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细心观察、嗅觉敏锐的人，这些人善于望着对方的眼睛琢磨沉默的含义。
他感谢上帝安排的机遇，使他及时医治了眼病，所以他几乎一天到晚戴一副墨镜，尽管起初他感到鬓角酸痛、头疼欲裂——实际上他的视力好极了。
“斯大林是对的，”施蒂尔里茨心想，“希待勒之流换来换去，而德国人民没有变。但是希特勒下台之后，德国人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不能寄希望于坦克——我们的坦克和美国的坦克，它们可以防止德国重新产生纳粹主义吗？等待我的‘同事们’和同龄人这一代死绝？这一代人在死绝之前已经向青年和自己的孩子们传播了所谓的有依据的谎言和铭刻在心的恐惧感。把这一代人彻底消灭？然而屠杀会引起新的流血事件。需要使德国人得到保障、他们应该学会享受自由。然而，教会全体人民享受给予每个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切实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这一点大概是最复杂的……”
有一段时间，施蒂尔里茨觉得，一方面是人民绝对不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是元首完全盲目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暗中不满情绪，很快就会转变为纳粹党、盖世太保和军队领导人的叛乱。然而这种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这三个官僚集团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追求个人名利和各自的目标。像元首、希姆莱、鲍曼一样，他们发誓忠于帝国和德意志民族，但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自己，仅仅是自我。他们脱离普通人的利益和需求愈远，这些利益和需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