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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研究范式的西学专著或专论的反思意识。
怀特海指出：“在系统化工作开始之前，有一个预先的任务——如果我们要避免所有有限系统中固有的狭隘性，它就是必需的。”这一“预先的任务”就是摆脱“专业性”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大知识储备和理论容量。怀氏精心选择了“汇聚（assemblage） ”一词来描述这一任务，从而在概念上将它与“系统化（systematism）”过程明确区分开来。（52）尽管怀氏的论述是针对哲学体系的建构而发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对人文研究模式的整体思考。事实上，清代好学之士以“札记册子”随时记录读书心得的作法，便可借用“汇聚”一词来描述。并且，如顾炎武《日知录》之类的札记体著作，在考论范围上涉及了人文研究诸领域，视野相当开阔，完全不受“专业性”的限制。因此，这类著作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应着怀氏所谓“汇聚”的过程，与此同时，它们也体现了传统人文研究“文史哲不分家”的大家风范。当然，怀氏所谓“汇聚”过程，乃是“系统化工作”的前奏或前期准备，不同于《日知录》式的札记体著作，已然是最终的学术形态。问题在于，在人文研究中，（1）知识的“汇聚”是否必需以“系统化”为终极目标？（2）知识的“汇聚”形态是否必然在学术价值上低于“系统化”的知识形态？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必需”与“必然”的理性主义律令，又以何种知识学观念体系为依据？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关涉着对传统“札记体”学术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钱著如《管锥编》、《谈艺录》等的学术价值的评估。如果不加反思地以某种知识学观念体系为依据对传统“札记体”学术形态或钱著的“不成体系”予以批判，则难免钱钟书所谓“见所以为蔽”之讥，因而很难让人信服。
前文提到，“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人渐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的研究趋向，乃是以西方学术与自然科学为参照的，同理，那种低估知识的“汇聚”形态而一味推崇“系统化工作”的学术立场，也以西方学术和自然科学所凭依的知识学观念体系为重要依据。
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固然对“系统化工作”有着明确的反思意识，但他的后期主要论著《管锥编》的学术形态又不能简单地以反“系统化”来描述，或价值判断意味甚浓地断之为“不成体系”。事实上，《管锥编》虽在混合了资料汇编（资料集）和心得选粹（思想录）这两种形式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札记体”成书，但这并不妨碍钱钟书在总体上作一定程度的“系统化处理”，它具体表现为：1）某些命题如“学士”不如“文人”、“训诂须兼顾词章、义理”、“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等等在书中反复出现；2）某一题域的诸层面在书中的不同部分一一被触及，如对备受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视的语言问题，书中在中西“语言比较”（53）的视野下论列了汉语的思辨功能、作为指称理论的名实之分、作为意义理论的言意之辨、解释与理解（“阐释循环”、“视界溶化”、“创造性误解”等）以及“语言的牢笼”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又遥相呼应，在实质上构成了钱钟书的语言论体系。因此，《管锥编》的学术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它的出现再一次显明了钱钟书在会通中西的语境下推动旧学新变的良苦用心。
与《管锥编》相似，钱钟书的早期主要论著《谈艺录》也以“札记体”成书，也兼具“资料集”和“思想录”的特征，但“系统化”迹象没有前者那样明显。不过，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却在于，一则以“谈艺衡文”为基本立足点，广泛涉猎了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人文领域的知识和问题，因而在深层次上对应着怀特海所谓的“汇聚性”；一则以“谈艺衡文”为主体，重点评介了唐以后诗人如李贺、陆游、王士祯、袁枚、钱载等人的诗艺、诗论或为人，并涉及了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显示出很强的“专业性”。显然，《管锥编》在学术范式上与《日知录》更接近，《谈艺录》则无疑是一部现代诗话。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5节 诗话的复兴：一种反思之维（1）
诗话是一种“片段性”的文学批评形态，它为唐以来历代学人所习用，但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已逐渐绝迹。和“札记体”著述一样，诗话也往往是若干没有直接关联或逻辑联系的知识片段的连缀，因此，诗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形态。其具体特征为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也比较散漫，作者的种种玄思妙想、审美感悟以至美学趣味、生活情趣也因而得以较本真地呈现，这也就是诗话何以更贴近人的生命体验、更贴近所考察作品、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因。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在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时，对“诗话”的特征作了点评，他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由此可见，诗话的日趋绝迹，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学人渐重“理论系统”和“周密思想”的研究取向在文艺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
那么，“诗话”这种文学批评形态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和必要呢？笔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首先，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艺研究，“系统化”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模式日益占据了主流地位，它固然使我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更周到、更全面，但由于“系统化”研究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非偶然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如“诗话”体以及“评点”体所显示出的即兴而发或有感而发的偶然性特征便受到抑制，这一方面使当前的文艺研究由于过分追求计划性和论述的步骤而显露出“程式化”的倾向，并透出一股学术八股的气味，另一方面又使非系统化的、更重“兴会”和偶然性的文学研究模式得不到相应重视。因此，“诗话”的复兴就不仅有助于文艺研究可能性空间的拓展，也有助于文艺研究“程式化”倾向的反拨。
其次，相对于文艺研究领域中所涌现的种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而言，“诗话”或“评点”体著述显然更注重钱钟书所推崇的“具体的鉴赏和评判”（54）。而注重“具体的鉴赏和评判”，说穿了，也就是注重文本分析和审美评价，这对于文艺研究领域而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不少“文学概论”或“文学史”的作者，或沉湎于纯理论的思考而轻忽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或热衷于“宏大叙事”而荒疏了文本细读的功夫，因此，强调“具体的鉴赏和评判”，就显得很有针对性和迫切性了。钱钟书曾描述过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文学批评家的特征：
“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55）
如果说，那些一味拘执于“零乱枝节”而缺乏“高瞰远瞩”的理论视野和历史眼光的批评家，未免有“见树不见林”之嫌，那么，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批评家，便难免“见林不见树”之讥。（56）笔者以为，恢复传统的“诗话”体以及“评点”体，将有助于克服文艺研究领域存在的“见林不见树”之弊。因为，“诗话”体“摘句为评”的传统和“评点”体“随文而作”的特性，无不体现出对文本分析和细部分析的重视。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著名戏剧家丁西林就已开始提倡恢复“评点”体。他多次倡导“由前辈剧作家、剧评家每人选一篇话剧名著，不分古今中外，加上观点、立场正确的金圣叹式的批语和解释”。（57）他还亲自作了示范性的试验：译批了英国著名剧作家巴蕾的独幕剧《十二镑钱的神情》。但由于后来无人响应，此项倡议也就被搁置下来。直到近些年，才有学者重拾丁先生的话题，对恢复“评点”体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克服“空疏学风”）给予了肯定，这位学者还承丁先生之余绪，完成了对丁先生本人的作品《酒后》与《压迫》二剧的“批注”，并在“现代（文学）作品鉴赏”课上作了试讲，结果引起热烈反响，听课者纷纷反映，这种“评点”式的“细读”要比泛论丁西林戏剧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切实得多”。（58）
面对“评点”体在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尝试与成功，笔者对“诗话”体的复兴有了更充足的信心。不过，由于传统“诗话”、“词话”的研究对象是古诗词，表达形式一般是文言文，这就给“诗话”体在当代语境下的“复兴”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以白话文的形式对自由诗等白话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相关背景（范围广于旧时所说的“掌故”），作出“片段性”的但又意味隽永的评介，且又能在统一的风格下连缀成篇？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去尝试去探索的问题，迄今尚未看到经典的范例。但钱钟书的《谈艺录》作为在现代语境下写成的融合了新思维的旧诗话，已为后来者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另需要强调是，对“诗话”的复兴不应作胶柱鼓瑟的理解，它既不是文学研究形态上的复古，也不单纯是“诗话”体的现代转化。事实上，笔者强调“诗话”的复兴，并欣然于“点评”体的重现（59），最根本的着眼点并非诗话或点评本身，而是非系统化的、更重“兴会”和具体鉴赏的文学（人文）研究模式在近现代中国学术演变之大趋势下的命运和前景。
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6节 诗话的复兴：一种反思之维（2）
注 释：
（1）张星烺《欧化东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