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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变迁的张力：钱学启示录（2）第43节 对话：大同新梦与全球伦理（2）
乙：博弈论就是改头换面的社会契约论。经典契约论者都深知，社会契约的“阿客流斯之踵”（致命弱点）就是它自身的脆弱性：因为立约的民众并不总是理性的，他们对什么是善恶并没有一个一贯清晰的理解。因此，柏拉图才强调立法者作为法律的卫戍者的地位，霍布斯也才搬出了一个利维坦，以强力辅佐脆弱常常被激情弄乱了的政治理性。后来卢梭对利维坦感到很反感，就设计出了所谓“公意”，妄图取消利维坦的存在。但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卷，卢梭自己也发现他的做法是荒唐的，因为“公意”在法律意义上（de jure）固然很好，但在事实上（de facto），它凭什么存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最后，卢梭不得不在他的“公意”之上另立四种高高在上而且不受法律契约约束的东西，目的就是保护“公意”下的和平秩序。这四种东西是：独裁者、护民官、监察官、神（即著名的“公民宗教”）。
你认为“全球伦理”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源自人性的相通性，而非天道，神意，或自然法，神法。这里有一个推理的问题。所谓天道、神意、自然法、神法，其最终得以落实的根基正是“人性的相通性”。所谓人性，其相通之处在于两个地方：理性和激情；前者是自然法和神法的基础（“神法”的意思是“实定神法＝divine positive law”，所以仍然植根自然理性），后者则是天道和神意的基础，因为二者都离不开“信仰”，而信仰正是激情。参圣托马斯•；阿奎那《论法律》（见《神学大全》，I－II，q•；90－105），以及约翰•；洛克早年的《论自然法》（牛津拉丁文－英文对照版）。
“利维坦”最最可怕的逻辑是：任何想驯服“利维坦”的企图都必然意味着一个更加暴力更加可怕的利维坦必须首先被制造出来。所谓“宽容”精神，连区区街头小痞子们的小打小闹都制服不了，遑论世界和平？你的思路的问题不是出在你的推理上，也不是出在对政治思想史常识的误读上，而是出在你思路的跟基上：你的思考根基就是和平是好的，是可欲的，甚至是合乎自然的，而战争是恶的，不可欲的，是反自然的。你要知道，人和由人构成的人世是悖论性的，悖论才是人世的自然面目，所以，任何没有体现出这种悖论的思考都是残缺的，因而也是没有用处的。具体而言，在为和平辩护的时候，如果没有认识到冲突来自人的本性，以及战争合乎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这更加严酷的层面，那么，这种辩护肯定是绵软无用的。霍布斯的“利维坦”之所以严酷之所以暴烈，实在是因为它要应对严酷的现实。“利维坦”的构思表明，霍布斯的思考是有力度的思考，是坚韧的思考。我们现代的中国人缺少这种思考品质。没有这种思考品质，要想把人世看透简直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要从死亡里面找到生活的依据，同样，任何关于“和平”的希望都不得不诞生于“战争”！
哲人王的梦想并非不可能实现，但人文化生的基本作用方式却不会因此而失效这个论断很好。我理解的“人文化生”中的“化生”（cultivation）就是“教育”（paideia＝die Bildung＝education）。但你要知道，教育有很多种，斯巴达的教育是军事性的，是为战争作准备的。在柏拉图的“哲人王”的教育理想中，斯巴达式的教育位列第一位，乃教育之根基。不要忘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表中，位列第一位的德性正是“勇敢”（anderia），即战士的德性、战争的德性。战争德性的教育之后，才是所谓“人文化生“即”人文教育”，——希腊人叫做“乐教”（参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法律篇》、《尼伦》的论证程序）。“战争”与“人文”在道德德性的教育实践中并存，这显示了古人的视野是何等完整、何等健全！现代道德其实是基督教式样的道德，在其中，战争、荣誉、武力，勇敢、自然躯体的丰满、为祖国流血牺牲等等都成了道德的恶，成了进不了天国的罪证。与此相关，和平、谦卑、忍让、身体的枯瘦如柴、为基督殉道等等反而成了道德。帕斯卡说，这种道德标志着基督徒们的病态，病态是基督徒们渴求的自然状态；孟德斯鸠说，这种道德就是把屈辱当作神圣；尼采说，这种道德透着女人的味道。我认为，不管是男人式的道德（西比奥的罗马），还是女人式的道德（基督教的耶路撒冷），我们的问题是：在执意去做“女人”或者执意去做“男人”之前，对“人”本身进行冷峻的探究实在是当务之急。
甲：如你所论，卢梭不得不在他的“公意”之上另立四种高高在上而且不受法律契约约束的东西，目的就是保护“公意”下的和平秩序。这四种东西是：独裁者、护民官、监察官、神（即著名的“公民宗教”）。问题是，这四种东西能不能保护“公意”下的和平秩序呢？无论是独裁者、护民官或监察官，首先是人，也就必定具有人性的弱点或劣根性，我非常怀疑他们处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能够公正地处理俗世的事务，自古以来对“人”本身进行冷峻的探究的一个结论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这对代表神意的人也不例外。契约制确实面对一个谁是仲裁者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仲裁者不应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独裁者，而至少应当是代议制框架内的民选代表。
我习惯在思维程式上把人性放在神意、自然法之前，而不是之后。这种差异大概会导出不同的思想派别。早期儒家所谓道不远人之说及由人之四端推出政治伦理之体证法为我所认同。关于人性的相通性，我以为理性与激情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特指人的精神样态的两个向度。我在此所说的人性相通性，主要是指人的利己动机或利益诉求，以及好逸贪生等本能原望，两者相加，并辅之以理性规约，才使利益博弈或双赢模式成为可能。在此论述背景下，信仰的力量亦作为一种工具化的元素被考量，其经典表述即是伏尔泰式的再造上帝说。
如你所说，“利维坦”最最可怕的逻辑是：任何想驯服“利维坦”的企图都必然意味着一个更加暴力更加可怕的利维坦必须首先被制造出来。但这是在反“利维坦”的同时又依循“利维坦”式的思维方式的前提下才成立，如同许多文革的批判者其实分享着文革逻辑、文革思维，为什么说张承志是文化红卫兵？还不是因为他的那种非我同门，来必诛之的心态。从逻辑上来说，反“利维坦”未必意味着必然会以另一种利维坦取而代之，如同反西方中心主义可能会导致华夏中心主义，但也可能引向文化多元主义。我已经区分了两种全球治理模式，一种是利维坦式的全球治理模式，一种是契约制式的全球治理模式，后者的合法性地位始终处在一种因应多元价值的诉求及多元发展的趋势而随时调校的状态，而不具有一经确立即为万世法的霸权地位，这种模式的全球治理大约不能视为另一种利维坦吧。
你认为我的思路的问题不是出在推理上，也不是出在对政治思想史常识的误读上，而是出在思路的跟基上：即，和平是好的，是可欲的，甚至是合乎自然的，而战争是恶的，不可欲的，是反自然的。容我作点辩护。首先，在我看来，和平有息事宁人式的和平与利益博弈式的和平两种，我认可后者而反对前者，用你的话来说，后一种和平是好的，是可欲的，甚至是合乎自然的。我在北大举行的哈佛燕京中国年会的大会讨论中提出，儒家的和为贵思想切不可误读为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否则就会沦为尼采所说的奴隶道德了。其次，关于战争的善恶问题，孟子早就有义战与非义战之分，这就意味着把战争看成绝对的恶或绝对的善都失之简单。当然，孟子所谓义战的义不同于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性，两者分别指向道德理想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的学术气质之所以从阿辽莎式的热诚转向霍布斯式的冷峻，大约是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与救赎之道的坎坷。在这一点上我和你并无差异，尽管我至今仍是一个无神论者。
你认为，“利维坦”的构思表明，霍布斯的思考是有力度的思考，是坚韧的思考。没有这种思考品质，要想把人世看透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我一向以为，人类的救赎希望正孕育在对人性复杂性尤其是人性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