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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章撰著者所不能为，亦浸淫西式学术体制者所不能为，不敢为。
《选注》序言亦堪称妙文。该序言对宋人备受番邦欺压的苦况、宋诗深受唐诗压迫的苦况、宋诗的特点与缺陷及其选诗的标准（也即著名的四不原则：“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作了俏皮评说。其所状写之诗人，读来如小说角色；其所描述之诗艺流变，读来如小说情节。若谓钱氏小说乃学人小说，则此类文字可说是小说化的文评。
该序言全文长达三十余页，乃钱氏诗学观之一大结穴处。法人编辑迻译之钱钟书《诗学五论》将其收录其中，与《谈艺录》第一则（谈“诗分唐宋”）及《七缀集》中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诗可以怨》并列。此选集可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相颉颃。编翻译者虽有偏私之处（比如看中《读〈拉奥孔〉》，大约不无民族虚荣心作祟的成份），但也算得眼光不凡 ，修美学、文艺理论（含古代文论和外国文论）、比较文学者，可人手置一册。
在钱钟书的所有中文著述中， 《谈艺录》和《管锥编》无疑是最厚重的两部。这两部大书都以文言和札记体写成。有人推断钱氏所以用文言写《管锥编》，求的是深文隐曲以避文祸。我以为这纯属过度的政治化诠释。其实， 钱氏习于文言写作，又对西式的体系化建构不甚认同，他以文言和札记体成书，毋宁说是一种学术范式上的复古行为，和政治环境的强压并无直接关联。 于此言之，《管锥编》一书可谓对抗文学研究西化进程的个性化之作。
《谈艺录》旨在谈艺衡文，主题相对集中。《管锥编》则有熔文史哲于一炉之势，颇似顾炎武的《日知录》，且成书时亦采用了以重视一手材料之收集与别择为特征的“纂辑”之法，只不过，钱氏“纂辑”所及的范围比顾氏更广，且以探究诗艺、抉发文心为内核。由于《管锥编》内容庞杂，征引繁富，各片断之间基本不相连属，所涉语言达七种之多，通读此书的任务真可说是一项Impossible Mission。其实，此书更适合闲暇时翻读，可我受导师之命研究钱钟书，又不得不通读此书，其苦况可想而知。有人以“在七度空间逍遥”喻钱氏著书时广引英、法、德、意、西各语种文献的潇洒，我作为阅读者，则压根是在七度空间煎熬。近日为撰此文，重新打开《管锥编》，发现此书最后一页题着这样一行字：“本书最后阶段之阅读，乃在老张义正词严之牢骚声中勉力完成。99。1。18零点”。老张是陪伴我度过燕园生活最后时日的好友，他如今已荣升某校国关学院副院长，当时却为无处容身而牢骚满腹，我读《管锥编》也读得牢骚满腹，甚至对导师说过读此书读得我生存感受支离破碎的昏话，但到底是“勉力完成”了，至今回想，犹欲称幸。
以我之见， 《管锥编》征引七种语言的文献，除了见其所学广博和语言天赋、并使引证更为详实之外，对其学术思考的深化，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他还不如集中发挥精擅英、法、德三种外文的优势，研读相关论著，并将闳深不浮的心得纳入其会通中西的学术框架之中，也许成就更为卓著。平心而论，一位拥有多语种优势的学者确实让人欣羡，如钱钟书，如陈寅恪，但如果他不善用其多语种优势，也未必会因此而有所超胜。 陈精通梵文，令他在印度学研究及佛学东渐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但他后来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基本不出传统治学法门，虽建树不凡，但其兼通十数语种的优势并无发挥。《管锥编》于牛中藏羊、羊中藏鹅、鹅中藏鸽式的美食把戏之类话题，也肆其多语优势，广征博引，未免有些浪费。为学贵专精，习外语、运用多语优势，亦复如是。
对《管锥编》一书，褒之者誉为“文化昆仑”， 贬之者斥为“玩票”、“不成体系”，我以为这些评论或言过其辞，或不得要领。照我的体会，这是一部带有类书风格和趣味主义色彩的智慧书。你可以把它当类书来查，也可以择其趣味性的片断来消遣，更可以从散布全书的灵思妙想中受到治学、衡文、为人等多方面的启迪。我友常红君以“益人神智”评价钱氏学术，实深获我心。
钱钟书对人文学术的科学化持保留态度。他曾有“逻辑不配裁判文艺”之论，且对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个人趣味的二元紧张有敏锐觉察。 《管锥编》一书中每有体现作者趣味的话题，如“服药不如独卧”、“亵语入正史”、“房中调戏散步海外”之类，颇能显示作者对“科学化”的逆反心理，读者于偷乐之余，也该对此有所体会。我一向认为，人文学术不应过求“科学性”而压抑个人趣味， 与作为科学研究典范的自然科学相比，人文学术有其主体性色彩较强的特点，研究主体的生命体验对人文学术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带有个人趣味色彩的人文研究也有其合法性。那种主张彻底眅依自然科学范式且以此自矜的论调，恰恰暴露了人文的自卑。人文研究不是自然科学，不可能当下即如地转化为生产力，其人文化生的功效，如粮食发酵为酒，作用于无形，且无法期以速成。
由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中国的人文学者先是受理工科学者鄙视，如北大前副校长、以创造恐龙蛋著称的生物学家陈某就曾私下主张取消北大文科，其后又受作为生产力新宠的商科挤压，如北大现任副校长、深通经济决定论的张某就准备对某些无法带来产业效益的人文学科大开杀戒。此皆浅人妄见、妄作，如任其肆虐，小则使人文学者饭碗不保，大则令文明之邦沦为物化之国，海德格尔所谓技术文明的黑夜也就为期不远了。我作为“既得利益者”，焉能不忧心忡忡？
回到人文研究范式而言，唯科学主义自然不可取，但一味受个人趣味主宰亦非正道。《管锥编》一书即有从容个人趣味之嫌，有人以“玩票”视之，也不谓无因。我以为，人文研究者（尤其是文评家）可依个人趣味确定选题，也可于论证中追求文字趣味，但也当济之以科学研究之法，藉以融主观趣味与客观分析、“可爱”与“可信”于一体。此为上乘之境。不过，某些过于私人化的趣味性话题如“服药不如独卧”之类，还不如留作随笔的素材：人文学术诚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也非随笔、闲谈之可比。
如前所述，《管锥编》非体系化论著，且有打通文史哲之势，所牵涉话题繁若星辰，且每谈一话题，往往广征博引，出东入西，也时有灵光一闪的洞见。人文专业的读者如研究相关话题，可按图索骥查阅此书，多半会看到不少面生的文献，找到一些新线索，并得到研究思路上的启示。此即以《管锥编》为类书之义，亦是其为智慧书之一端。我近来热衷伦理…叙事研究，回头翻看《管锥编》，发现了不少伦理学话题，如“事效论”/“意愿论”、“失信而义”之类，大可整理出《〈管锥编〉中的伦理学资源》一文，不免私心窃喜。有对语言哲学、女性主义、文化人类学等时髦学术感兴趣的读者，如翻看此书，也定会有意外惊喜，
从钱钟书晚年以札记体结撰总结其一生所学的《管锥编》可见，他确乎比较偏爱传统学术范式，但他也并非不擅长西式论文的撰着。一册《七缀集》及包括学位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在内的多篇英文论文，即是明证。钱早年就学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负笈英法，深受西方学术熏陶，对近代西式论文格式也操练甚熟。在此背景下，钱对过求系统性、科学性的西化人文学术范式的批评，就如同反戈一击，格外具有杀伤力。习读革命化文学史叙事者当更易理解这一点，因为这就好比来自封建阵营者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如鲁迅、巴金之类。
值得一提的是，《七缀集》中的七篇学术专论，有半数以上在开篇处或结局处，都有方法论性质的大段陈辞。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的开头，几乎整整用了一节的篇幅说明“文艺风气”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的结尾，则揭示了“理论系统”与历史“事实”的脱节；而《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的开头，则显明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与个人“趣味”的二元紧张。此外，在《谈艺录》、《管锥编》中，也散布着大量的方法论言述。 可见钱是一个方法论意识很强的学者，这在“方法论贫困”的大陆学界相当难得且特出。有心人不妨将星散于钱着中的方法论言述收罗、打捞，并照着洋八股的套路作些加工，估计可换来两三顶博士帽。
最后免不了要谈谈钱钟书的为人。据我观察，世人谈钱，最热衷者即是其为人。因为这最不费脑子。只要生而为人，自然有谈为人的本钱，而无需学术委员会予以资格审核。鉴于此，我就少费点口水，简单说上几句。在我看来，钱是狂生和智者的合体，我喜欢他的狂，也佩服他的智。他能够在文革中幸存下来，可说是智压倒狂的结果。有所谓大陆李敖者，讥笑钱明哲保身，并赐之以“沉默就是犯罪”的高帽，诚黄口小儿之言。钱乃一介书生，无权无枪，身当“有理说不清”之乱世，潜心著述，以默求存，其情实可悯，而竟以罪人视之，未免有伤恕道。
诚然，钱比不得张志新、遇罗克式的烈士，也比不得无欲无私的圣人，但烈士、圣人乃为人之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实不必以此苛责世人。古往今来，烈士尚可得见，圣人则无迹可寻，子见南子，不也芳心大